周学熙两任财长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4日孙中山至参议院辞职，荐袁为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7月2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第二次提出的内阁名单，周学熙任财政总长。

周学熙8月上任后，9月就向国会提出《财政政见书》，11月撰写《财政方针说明书》，12月发布《财政计划说帖》。这3个文件，集中地反映了他“整理财政，发展经济，以达到国富民富”的指导思想。

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改革税制，充实国库。一是强化财政，增加税收。将全国主要税源统归中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本着国家得大头、地方得小头的原则，理顺税收渠道。同时，改革财政体制，在省一级设立国税厅，隶属财政部，主要人员由财政部选定，各地相应设立支厅或分厅，使地方税收征管、财政支出走上正轨。经过竭力整顿，历时10个月，收支即达平衡，并实现当年盈余2000万元。二是保护产业，广植税源。他除了支持税收大户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外，在1913年的国家9亿元预算中，准备划拨1亿元，兴办实业，为国家开辟财源。当时提出了上10个大项目：1.云南铜矿，2.延长石油，3.利国铁矿，4.漠河金矿，5.秦始皇商埠海塘船坞，6.口北铁路，7.各省铁路，8.沿江一带荒山实行森林法，9.纺织工厂，10.其他实业。后由于政局突变，未能实施。三是倡设中国国际银行，有利于国际贸易，参与国际竞争。

在这任财长中，周学熙犯了平生的一大错误，就是经办“善后大借款”。因为他在北洋实行新政、创办实业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有知遇之恩，愿为其效力。再加上民国初年军队林立，军费开支惊人，诸国列强以经济为条件，要挟对新政权的承认，前有庚子赔款催逼尤急，前任财长又借外债千万元，国民不堪重负，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非借外债不能以喘息。1913年4月26日，他与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受袁世凯的指派，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2500万镑《善后五厘大借款合同》，以全国盐税作抵，成立稽核所，以英人丁恩主持其事。29日，参议院以善后大借款未经该院通过，决议无效，全国一片愤怒。议成后，周学熙微服出京，财政部以次长梁士诒代理部务。他即提出辞职，连上辞呈10余次，拖至9月才得以批准。

1915年，袁世凯的统治暂时得到了巩固，3月又要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他本无出山之意，而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杏城）以拜寿为名，将他留任。而他前次所倡导的国家、地方税收分支的方针，已被前任取消，此次上任后，为落实他以前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又进行了努力。一是整理田赋，重新丈量全国田地，按亩以银元计征国税。二是兼任盐务署督办，整顿盐务，实行稽核制。三是新辟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烟酒附加税、验契税、契税（附加税），归中央专款。为确保烟酒两税能及时收归国库，财政部派员到各省督办收缴。四是在抓好财政税收的同时，加强金融机构的建设，创建银行融资聚资。他于1915年8月14日《呈大总统袁拟创办民国实业银行章程文》，10月6日《呈大总统拟创办农工银行条例文》，提出新建农工银行，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通融资财，振兴农工。选择代地理、物产等都具有优势的通县，财政部予以大力支持，于当年11月7日成立通县农工银行，放贷于民，使通县粮棉生产发展迅速。

1915的8月14日，迎合袁的“筹安会”在京成立，鼓吹帝制，周学熙吸取善后大借款教训，坚决不与附和，并进见袁世凯询问劝阻此事。袁开始极端否认，后来竟避而不谈。他主持的财政部拒拨帝制活动经费，与袁间隙难以愈合，遭袁以“养病”为名，软禁在北京北海，家人亲友，概不能见。这时，北海驻扎着袁的亲信部队——拱卫军，为了镇压南方起义，日夜操练，他每天听着呜咽的号角声，怀着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在诗中写道：

历朝临幸池，容我短藤拖。

池小桥添曲，廓回路失坡。

晴皋残雪少，高树夕阳多。

何处清笳起，仓茫发浩歌。

1916年袁世凯帝制美梦破灭，6月6日归天后，周学熙才得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