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家族的重要成员及其家族简史

一、周馥家族的重要成员

周馥家族人员众多，就其重要人员简介如下：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官至两广总督，谥“悫慎”。著有《周悫慎公全集》［1］（P462）。

周学海（1855—1906），字澄之，为周馥长子。曾中进士，官至道员。通医学，著有《周氏医学丛书》。曾在扬州经营泰合成盐号［2］（38,P7）。

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别号定五、止庵、卧云居士，为周馥第四子。著名企业家［3］（P7）。

周学辉（1882—1971），字实之，为周馥第六子，曾中举人。著名企业家。

周叔弢（1891—1984），名明暹，为周学海的第三子，号秋浦，弢翁。通晓英国语文，著名企业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3］（下P89）。

周明焯（1898—1990），字志俊，为周学熙次子，著名企业家。

周明夔（1899—1970），字志和，号叔迦。为周学熙第三子。同济大学毕业。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中国民主同盟会成员，曾任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4］（P519）。

周一良（1913—2001），留学欧美。为周叔弢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4］（P508）。

二、周馥家族简史

咸丰三年，周馥十七岁，太平军自武昌东下，克安庆、南京。在至德县设置乡官。咸丰五年至十年，周馥在家乡以训蒙为业。十年，至东流入湘军为祝姓营官作帮助，并授其子读书。十一年，湘军攻陷安庆。周馥在安庆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文案。同治元年，随李鸿章至上海，镇压太平军。

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四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周馥随李鸿章至南京。五年，襄办南京善后工程［5］（上P3）。十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奏调周馥至直隶，办理河务工程。十三年，周馥建议开兴济减河下灌小站垦田。数年后，周盛传按照此议办理，成良田数千顷，至今受惠［5］（下P5）。

光绪元年，周馥办理海防支应局。八年，李鸿章奏保周馥升任海关道道员。十年，周馥会办电报官局，创建北塘至山海关电线。十一年，李鸿章委周馥创办天津武备学堂，延聘外国武将为教师。后来，冯国璋、段祺瑞等均曾在此学习。

十二年，周馥又创建胥各庄至阎庄之铁路，为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十四年，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

十七年，周学熙年近三十，尚无子嗣，祷于九华山。

十八年，周学熙之长兄澄之、二兄味西，同榜中进士。

十九年，周学熙中举人［6］（P14）。

二十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周馥与袁世凯一起为前线作战部队筹饷运械，极为辛苦，使前线军需未尝缺乏。

二十三年，周学熙担任开平矿务局董事、上海分局监察。二十四年，又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总办。

二十五年，周馥升任四川布政使。

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李鸿章奏旨议和，奏调周馥以直隶布政使襄办议和。

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为外人所愚，将开平卖出，周学熙坚不签字，辞去总办。周学熙试办唐山洋灰公司。

二十七年九月，周学熙到济南，山东巡抚袁世凯札委周学熙总办山东大学堂。周学熙订章程，功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P20）。

十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病故。清廷以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十一月，慈禧等由西安返京，进入直隶境，周馥等全力照料，慈禧赏“福”、“寿”二字，蟒袍一袋，使周馥感到恩重如山［5］（下P3）。

二十八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周学熙循例回避，改指直隶。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周学熙总办银元局，成绩卓着，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又委派周学熙会办淮军银钱所。

二十九年，又兼银钱局总办。派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又委派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辉考中举人。

三十年，周馥升署两江总督。

三十一年，周学熙署天津道道员。

三十二年，周学熙兼督办天津官银号。又升任长芦盐运使。周馥补闽浙总督。又调两广总督。周学海病故于南京，年51岁。由周学熙接管孝友堂事务，包括家乡之坟山，房地、义庄。

三十三年，袁世凯命周学熙办理滦州煤矿，借以抵制英国所有的开平矿。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周学熙升署直隶按察使。

周馥卸两广总督，居芜湖。

三十四年正月，周学熙丁内艰，至扬州守制。三月，袁世凯推荐周学熙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十月，光绪帝、慈禧先后逝世。康有为、梁启超通电，称两宫祸变，袁世凯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清廷命袁世凯开缺回河南。

宣统元年，周学熙回籍葬母。捐办建德农林公会、建德医院等公益事业。

二年四月，周馥至郑州，袁世凯派专人至郑州迎接。周馥之第三女许配袁世凯第八子。周、袁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周馥再至新乡，周学熙自北京来会。周馥再至卫辉，袁世凯派次子袁克文由彰德来迎。周馥再至彰德袁世凯住宅，留住十日，承袁世凯热情优待。然后，又回芜湖［5］（下P16）。

三年三月，周学铭在芜湖病故，年53岁。八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周馥避居青岛。十二月，宣统帝逊位。

1912年１月，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２月，袁世凯又被选为临时大总统。6月，开平、滦州两矿合并为开滦总局。8月，周学熙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1913年４月，签订善后借款。9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10月，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12月，袁世凯颁给周学熙一等嘉禾章。

1914年11月，袁世凯派专人致送礼物，为周馥、周学熙祝寿。12月，又任命周学熙为高等财政顾问。

1915年１月，又授周学熙为中卿。2月，周学熙再次出任财政总长。6月，库有余存，每年可余两千万。袁世凯找周学熙商量，认为实业救国，以铁业、纱业为先，请周学熙担任其事。周学熙说，对铁业无经验，对纱业尚曾考求。于是，袁世凯即请周学熙拨款兴办华新公司，任命周学辉为督办［7］（～5P9）。

袁世凯谋求帝制，周馥反对，因为忠臣不事二主，袁世凯称帝，周馥、周学熙等，将被列入“二臣传”，遗臭万年［8］（上P46），［5］（民国４年11月1日）。于是，周学熙上书袁世凯，劝阻帝制。又请辞职。袁世凯不许。周学熙请病假，袁世凯派医官至周寓诊视。周学熙乞居北海养病，以仆自随家人戚友，概不与通，对袁世凯表明心迹。因为袁世凯以周学熙有异议，宵人乘间造成蜚语，周学熙心虽无他，不得不远嫌避祸［6］（P40）。

12月11日，参政院通过实行帝制。

13日，各位参政、总长等一齐觐贺新皇帝袁世凯。袁世凯说余向以舍身救国，今储君又逼我作皇帝，是舍家救国矣。从古至今，几见有皇帝子孙有好结果者？参政王锡彤听之愕然，认为向之欲进谏者，亦不过此类语言，今袁世凯自言之，是此中之利害已可再说矣。在归途中，王锡彤问周学熙，新皇帝今日出此不祥语，诸公在前者，何无一人进宽解之词？周学熙回答说，有何可对语？若必欲置对，只好说诚如圣谕而已［7］（～4P39）。

1916年4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回了天津。5月，袁世凯病故。

1917年春，周学熙回籍祭扫，购得风水吉地数处。7月，溥仪复辟，封周馥为协办大学士［4］（P508）。

1918年，周学熙接办华新纺织公司天津厂。筹办青岛厂，由周明暹、周明焯随周学熙办理。

1919年，又筹办唐山、卫辉两纱厂。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督办整理全国棉业事宜。

1920年，又任督办长芦棉垦事宜。创办普育铁工厂，以周明夔为技师。

1921年，又创办耀华玻璃公司。

9月,周馥病逝，寿85岁。时溥仪逊位已十年之久，周学熙仍 “敬缮遗疏入奏，清帝谕赐祭葬，予谥悫慎，国史立传”［6］（P48）。

1922年，周学熙又创办秋浦宏毅学舍、秋浦商业传习所、秋浦医院、医学传习所、秋东利济趸船公司、秋浦电灯厂，统归敬慈善堂管辖。周学熙辞去京师自来水公司总理。农商部参事周明泰赴欧美考察实业，6月归国。他通晓德国语文。着有《德国战后之经济与实业》一书。

1923年，组织华新银行，周学熙任董事长。编辑 《周悫慎公全集》。

1924年，周学熙60岁，辞去各公司事务。周明泰出任北洋政府内务部参事。冯玉祥组织国民军，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权，派鹿钟麟带兵驱逐溥仪出宫。周学熙才认为“清室遂亡”［6］（P54）。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明泰解职，移家天津。

1929年，周明夔商业失败后，潜心释典，持戒虔修，北平各大学邀请他担任哲学讲师。周叔弢被选为启新水泥公司监察人。

1931年，股东会选周志辅、周志俊主持青岛纱厂。

1932年，周学熙取儒、释、道三家之书。摘其精语，编辑、出版了 《圣哲微言》。认为此书之每一语，均可以终身用之不尽［6］（P63）。

1933年，周学熙因青岛纱厂受多家日本纱厂竞争，处境困难，派周志俊出国考察新法。周志俊在国外数月归国后，添设织、染、印花等设备，营业渐有起色［6］（P66）。

1944年周叔弢出任启新水泥公司董事。

1945年，周叔弢又出任启新总经理。“七·七”事变，中国开始进行全面抗日战争。日商宝来纱厂强迫购买青岛华新纱厂，华新厂职工同舟共济，及时转移上海，以周志俊为经理，开办信和纱厂［2］（38P12）。久安信托公司作为青岛厂金融机构随迁上海后，发展成为久安实业集团，包括新业电化厂、广利实业公司、孚昌染厂、信孚印染、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大沪百货公司、久兴茶叶公司、久安房地产公司、和丰纱厂、乐义饭店等，资本总额达六亿以上。周家第二代企业家把启新、华新企业集团发展成第二代久安实业集团。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大型骨干企业［3］（下P112）。

1949年9月，周叔弢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

1950年，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副市长。

1954年，又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后来，周叔弢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从1952年起，五次向国家捐赠刻本、抄本、校本、善本珍贵古籍5615种，共计34868册。

1982年10月，周叔弢以改革者的气魄，对自己身后做了移风易俗的安排，立下遗嘱：“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将五年定期存款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

1984年2月14日，周叔弢病逝。终年93岁。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及天津党政等部门在天津举行了盛大的周叔弢先生遗体告别仪式［3］（下P94）。

结束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周馥、周学熙都是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在西学为用方面，主张实业救国，兴办了大量近代企业，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在中国经济、文化、军事近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学为体方面，却又显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他们始终效忠于清朝宫廷，对于清廷的奖赏，即使是一纸“福”字，“寿”字，也视同珍宝，毕躬毕敬地写入自己的年谱，感到恩重如山，永志不忘。进入民国以后，仍然认为清廷的地位高于大总统。周学熙两次出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总长，是因为隆裕太后曾经诏谕大小臣工照旧奉职。他们讲求忠臣不事二主，不赞成袁世凯作洪宪皇帝，因为袁世凯如果称帝，就类于历史上乱臣贼子篡夺皇位，是人人可以诛之的罪犯。袁世凯如果称帝，他们这些人，在历史书籍中，将被列入“二臣传”，遗臭万年！因此誓难接受。周馥逝世时，民国纪年已有十年之久，周学熙仍然敬缮遗疏上奏已为平民百姓的溥仪，溥仪也竟然仍以皇帝自居，传下“圣旨”，给周馥谥号“悫慎”，还说要给周馥在国史中立传。周学熙仍然深感荣宠！直至冯玉祥派鹿钟麟将溥仪逐出故宫之后，周学熙才认为“清室已亡”。此外，周学熙等还深信风水，深信神灵，这些都属于中学为体的副作用。再往后，发展到了周叔弢，他已经摆脱了中学为体的禁锢，其人生观已经升华为无私奉献，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周馥家族这一百五十年的曲曲折折的发展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相当典型的实例，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