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先生与清代徽墨研究

众所周知，墨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独有的文房用品之一，它的内涵深刻，工艺精湛，艺术表现手段高贵典雅，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它与笔、纸、砚一道，被誉为“文房四宝”。特别是徽墨，从五代到明清时期经历了从初创、发展、鼎盛、没落的千年演变，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衰亡的全过程。因而其既是文化用品，又是极珍贵的封建文化遗存。从古至今，历代文人墨客对于徽墨都有很高的评价，例如《四家藏墨图录》的序言中就提到“旧法制墨之精善，盖为千余年演进之结晶，正以表先民创纵之精神，亦示民族优良之传统。”尽管徽墨研究业已经过三、四百余年的学术积累与实践活动，在徽学研究领域占据了独特的研究地位，但是却在最近的20多年间出现了研究上前所未有的断层。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有很多。特别是在2005年，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清代徽墨收藏鉴定家周绍良先生的仙逝，更是给当前的徽墨研究领域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周绍良先生在生前出版了若干部徽墨研究专著，这些著作尽管放在先生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其总体学术架构内及其成就中，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对于清代徽墨的收藏与研究可谓贡献大矣。举其例者，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收藏特点

朱家玮先生认为周墨收藏的丰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以“墨家坊号”为代表的地方流派上；二是在地域分布上：三是在时间跨度上；四是在阶段分布上。其藏品的广博，既反映了其作为收藏人家的眼力所在，又表明了其文化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所在。除此以外，周墨收藏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周氏家族收集当代墨的举措，既符合历代藏家的普遍收藏规律，又在客观上保存了晚清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按照文物收藏的一般规律，由简入繁，由后至前，几乎是所有藏家修得正果的必备途径。先生的收藏也不例外。其藏品大多为近现代收藏，与周氏家族从安徽到天津的发展历程同步。尽管先生对于这些藏品的来历没有进行过专门说明，但是其中很多东西的归属应该归功于其独到的眼力和预见性。周珏良先生曾经介绍：“（周绍良）二十年来集中搜罗清代具有年款的墨，并用余力旁及其他种类。”尽管周先生拥有大量咸丰以前的珍贵墨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清代中前期年代墨的空白。但是总体看来这一部分数量依然偏少。相对而言，藏品仍然以嘉道乃至同光的藏品数量为主。而此时的徽墨生产，属于徽墨由鼎盛转向彻底衰落的关键阶段。可以说，先生的藏品收藏从整体上来说，属于当代人收集当代墨，是在中国古典制墨业整体由盛转衰的状况下保留的珍贵历史遗存。其藏品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终崩溃与封建文化的灭亡。

其二，文人自用墨充分体现了咸、同以后的晚清士大夫文化、政治思潮的发展方向。

先生所藏大多数为清代著名文人自用墨。但是在文人自用墨背后的清代整体“士”文化的演变，至今尚未有人做一专门论述。文人自用墨又称文人自制墨，简称文人墨。特指古代文人墨客、书画名流、达官士绅在墨店或请墨家按自己的意愿情趣自制、订制、题铭、珍藏的专用墨。因为按需订制，小批量生产，因而在烟料、图案、花纹、做工、刻模等方面较一般市场流通墨精致周到。又因其集书画、造型艺术、文化内涵于一身，而备受青睐成为研究文人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这些由刻工高手制模、由墨家精心制作的自制墨，是旧时文人寄托自己的情趣，爱好、追求等情感的一种心境表达方式。文人墨的用途有两种：一种是作为送人的礼品，赠予友人或进献皇帝、上司。这类墨一般有祝词、本人职务等表明白己心意的题款；再一种为文人自用珍献玩赏的墨。墨面不但有斋号室名，更有诗词佳句以及自己得意的书画作品、历史典故、风景名胜等题材，常署某某珍藏、家藏、藏烟、书画墨等。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徽墨开始闻名天下。此间的邵格之、罗小华以及较晚的程君房、方于鲁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成为各树一帜的代表人物。迨至清代，文人墨的制作达到高潮。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饱经战乱的徽州经济重心发展了转移、徽墨制造中心也同时发生转移；休宁派（胡开文等）的崛起，宣告了歙派（曹素功等）制墨的瓦解。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文人墨呈现着一种新的现象。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接受部分清墨收藏家捐献一览表（一）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接受部分清墨收藏家捐献一览表（二）

综合考察故宫博物院所藏晚清文人墨，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向徽州各墨家定制自制墨的文人多为官方、军界背景。特别是此时的胡开文制款文人墨，在数量上遥遥领先其他制款（如汪节奄、汪近圣等）文人墨。而在胡开文制款文人墨的捐献中尤以周先生的藏品为数最多。湘军将领在战中乃至战后，向徽州诸墨家、特别是向胡开文墨店纷纷订制墨品的举动，不仅反映了当时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学风转变，而且为我们揭开胡开文墨最终能够取代其他墨家、垄断全国墨业之谜找到了一条合理解释。上述定制自制的这些代表人物，被现代学者称为“曾国藩幕府集团”。从本质上看，曾国藩幕府集团的来源是一群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儒生，在思想上忠于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他们集学者、官员、将领于一身，通过同乡、师生、亲友、同年等封建关系结为死党，他们早在与太平军厮杀（皖南战区）的战斗间隙中就通过墨品的互赠来达到巩固彼此关系、加深彼此了解的目的，并试图日后从中渔利。战后，这些人有的身居要职，有的独任封疆，致使晚清政府各关键部门中无不打上湘军、淮军的烙印，进而成为掌控清廷政治和文化发展方向的地方诸侯。他们在徽州大量订制文人自制墨的举动，无疑反映其在本质上属于封建士大夫基层的基本思想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周先生等人的藏墨，无疑从物证方面解读晚清政治思潮的变化，并为晚清文人专题研究乃至晚清学术思潮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

其三，纪年名款墨为考订清代制墨家族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徽州制墨家族可以被称为具有悠久的职业及民俗传承的区域人群。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诸多徽墨商人的家族传承、经营店铺状况、其商业活动的内部结构乃至家族系列作品的流传情况如何，至今言之不详。而利用第一手的商业文书、宗法材料从事徽商以及徽州制墨家族研究，同样尚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先生的纪年名款徽墨收藏对于徽墨家族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借鉴作用。众所周知，徽州地区作为程朱理学的发源和传承地之一，保存了大量的宗法制度，因而谈到徽州人的社会组织和世袭职业，必然要涉及当地的宗法制度。先生以所藏的曹素功家族的诸代墨品，借助曹素功家谱残卷、墨票，对于各类曹素功墨品的题款与纪年干支进行了系统研究，详细论述曹素功家族的历代作品以及曹氏家族在经营活动中经营者与徽墨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人进行系统的制墨家族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二、学术贡献

先生的徽墨研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清代徽州制墨家族身世考证的总结性研究。

从整体上对徽州制墨家身世进行理论概括和分类研究，基本上还是徽学研究的一大空白。上述情形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学术界对于徽墨内涵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周先生结合徽墨实物藏品进行历史文献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徽墨研究的一大空白。

前文已述，在徽州，宗法制度和经济活动互为表里、互成因果。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徽州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拥有清楚的脉络。先生编著的《曹素功制墨世家》一书，堪称20世纪首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的工艺美术史著作。过去学者并不注重研究墨工历史，导致徽州各个制墨家族的各个时期的发展不甚明晰。先生对于近三百年来徽州最著名的墨铺之一“曹素功”诸墨品的研究，予以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清代徽州制墨家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又比较符合这一时期徽州其他制墨家族演变的历史实际。他利用数十年时间，系统收集曹素功墨品，进行深入研究后，凭借知见的曹氏制墨的实物和《曹氏墨林》及一部曹氏家谱的残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自明末清初曹素功开始制墨设肆，迄述后辈所经历十三世的历史。

他首先逐一对于上百年间曹素功家族的品牌墨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最后指出，曹素功家族的成功具有以下几个要素：

一、只有尽力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才能制作出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优秀墨品，从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胜利。

二、曹素功家族的墨品，重在质量。讲究商品质量是我国商业史上的优良传统。在经商过程中，以曹素功家族为代表的徽州制墨商人牢守坚守质量观念，不售伪劣产品，不为暂时的利益掺假坑害顾客。

三、以曹素功为代表的徽州制墨商人在建立行业性垄断时，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联合宗族势力，造成人力、财力、技术、设计上的优势。这一点在他们经营的制墨业中借助宗族力量扩大商业资本和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技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徽商极重宗族情谊：徽商得以发财致富乃至光宗耀祖，离不开同宗之间的相互扶持，曹素功家族亦不例外。从创始起，家族中的每一代男子，无论是否直接参与制墨经营活动，每人至少在一款墨上留下名号，这就为整个家族的团结和荣誉提供了良好的激励作用。

第二、先生在晚年已经试图对于同类墨品进行基础性的归纳总结。他对于胡开文制墨家族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胡开文家族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胡开文墨业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有几个问题成为诸位学者争论的焦点：一、胡开文墨业创建的时间；二、胡开文墨业的创建者；三、“胡开文”名号的来历；四、胡开文家族的沿袭等等。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前两个问题。此外，关于胡开文墨业作为地方手工业的代表，将其进行从古至今经营的状况介绍文章也有不少。总体而言，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并没有机会集中见到目前所流传下来的胡开文墨实物资料，从而无法将历史文献与文物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而一般文物工作者以前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无法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因而在文献与文物之间有着很人的研究空间。

可喜的是，在周先生的藏墨中“胡开文”墨品占据了其近三分之一的数量。先生以自己平生的收藏经历，见证了“胡开文”乃至徽墨最后的辉煌与衰亡。他利用自己掌握丰富的文献与文物的机会对胡开文墨的品种、类型、性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通过深入考察胡开文制款文人自制墨，对于胡开文墨的订制人、典故、艺术特点进行过专门论述。他除了记录胡开文墨的形状、文字、图饰、铭款之外，又针对墨上留下名号的晚清上百位官僚、学者、艺术家等人的题字，博采众树，印证史料，全面考订了他们的籍贯、经历。通过这些文人的制墨、藏墨、用墨、品墨、咏墨等活动，勾画了文人与文人之间、文人与墨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墨而展开的有声有色的晚清文化生活。与《蓄墨小言》的资料汇编不同，《清墨谈丛》是一部关于中国制墨史和制墨家族历史的史料汇集。在事实上，先生在初步完成了对于曹素功家族的整体研究之外，已经有意识地对于胡开文制墨世家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汇总和整理，并且对于以胡开文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徽墨发展的走向进行了初步探讨。尽管如此，周先生仍然对胡开文家族中的某些现象表达了相当的困惑。他在《关于胡开文墨店》谈到：

“……但据箧中所有胡氏诸墨，颇有一怪异现象，即同一年中，所制墨上之署款乃各不相同，殊不解其故。即以同治六年丁卯（1867）而论：便有‘海阳胡开文监造’、‘徽州胡开文造’、‘新安胡开文按十万杵法’、‘徽州休城胡开文造’、‘海阳胡氏苍珮室选制’、‘徽州屯镇胡开文监制’、‘徽州老胡开文制’……同属胡开文墨肆，而且同在一年中所致，但诸墨制者标题各异，这显然有其不同之原因。”

先生十分在意墨品上的纪年铭款，从而能够提出被一般藏墨者忽视的墨品题款问题。事实上，胡开文墨业初创时只有休宁、屯溪两店。但是，自从胡开文自太平大国战争后彻底击败汪近圣、曹素功成为徽墨中的领军先锋之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假货泛滥和旁支胡氏子孙的嫉妒。就笔者亲眼所见，仅故宫博物院所藏胡开文墨品的署款居然多达7人类60种以上。而这些在形制和内容上极其繁多的题款，又同时集中于同、光前后40余年时间中，实为徽州制墨家中之罕见。先生尽量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曾将所集不同标识之胡开文墨胪列出来，以便考证。他指出：“……以上九家，这止（只）据个人所收集到者，当然还不止（只）此，如胡开文正记尚未列入。是否俱所设分店，抑有冒名者，皆不可知，录之以见胡开文在晚清末期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对于这种现象，他提到：“胡开文墨肆，创业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历经逾百年，但其世系颇不详备。盖过去商店，多注意店铺之名号，而对经营之当事者，包括其子孙世系，均不注意，大多湮没无闻。不论店铺大小，俱皆如此。胡氏墨肆，亦此类也，虽历有年所，其历代经营者名氏，即其店中人亦不详悉。故今日欲研究胡开文墨店之店史，考其沿袭，殊少资料可征，只得于其他方面求之。”

尽管他的研究没有得出最终结果，但是他的某些结论还是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例如他根据墨票资料在《胡开文墨业》中明确指出这些墨“俱个人所制，它是加有‘记’或‘氏’以示支派……”，这就明确指出：查找胡开文家族后人的分支对于破解胡墨款识纷繁复杂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这就需要借助其他文献材料，即：胡氏家谱、商业文书、地方志等徽州文书材料，而不只是凭借墨品，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弄清胡开文家族的发展状况。

第三、先生参阅了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对清墨的流传过程、制墨家的工艺交流提供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且可以清除我们先前一些关于徽州制墨家的偏见。而这些资料的运用和介绍，为后起的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进行徽墨研究的范例。

一方面，先生在墨品实物的研究基础上，对于从明清以来的大量关于古墨的专业书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引用、比较。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从而增加了藏品的真实性。其引用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书籍有程君房《墨苑》、方于鲁《墨谱》、方瑞生《墨海》、沈继孙《魔法集要》、麻三衡《墨志》；清代书籍有尤寿祺的《墨表》、张仁熙的《雪堂墨品》、宋荦的《漫堂墨品》、《漫堂续墨品》、孙炯的《砚山斋墨谱》、汪绍昌的《纪墨小言》、邱学力的《百十二家墨录》、颜宗椝的《磨墨亭墨考》等；民国时的吴隐《知白斋墨谱》、袁励准的《中舟藏墨录》、张颐的《意园墨录》、寿玺的《重玄琐记》、叶恭绰等四人的《四家藏墨图录》、张子高的《墨苑杂说》等等。除此之外，他还查阅了大量关于徽州地区的地方志、家谱。尽可能地给每一笏墨品寻找到其身世的确切来历及其主人的生平事迹。先生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对比研究，从中寻找这些墨品的相似点和共同之处，并且大胆做出推论。他认为，当时徽州地区制墨家的作品经历了一个相互借鉴、沿袭的过程。众所周知，明代的程君房与方子鲁在生意和为人处世上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般说来，这种对立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墨家严格对自己的产品、墨模、配料进行保密，绝不会公布于众。但是在事实上，徽州地区制墨家之是的交流还是存在的。这种相互竞争、交流、模仿的事情层出不穷。这对当代人完整地认识徽州社会，并且对于此时古墨的鉴定提供了一个方向标。

另一方面，先生对于历史上流传的墨学著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核实与考证，从而为后人的研究创造了条件。而且这种校勘，又为历史文献的保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清人徐康曾撰《前尘梦影录》三卷，吴昌绶取其上卷前部纪墨部分刻入《十六家墨说》，题作《寙叟墨录》，总计共47条。据徐氏自跋，可知其所记乃全凭记忆。先生撰写《（寙叟墨录）质疑》一文，对照自己的藏品，逐条加以核实、考证，证明徐氏所记之墨多有仿造、臆造、伪造及误记之品，多达17条。后来《<寙叟墨录>质疑》一文被收录在《曹素功制墨世家》一书之中，使得读者在翻阅曹素功制墨家族发展经过的同时，非常方便地了解到明清两代其他墨工、墨品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四、先生十分注重清墨的个案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在公共教育层面为普通读者了解我国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直观感受徽墨的精品文物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媒介，而且也为专门的徽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来源。

先生曾在《清墨谈丛●序》中写道：“……现在年岁日高，已无继续收集整理墨史之能力……我相信这也许是墨学的一个小结，将来未必能再有人掌握这么多资料了。”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徽墨的保存异常困难，展览条件苛刻（常常会产生开裂或生霉、断裂、粉碎等情况），至今仍然没有有效的办法阻止古代墨品的自然老化与消亡。近年来，关于婺源詹氏制墨家族的发展史已经在徽学界开始受到一定的关注，然而学者们所遇到的一大问题便是有无实例佐证。婺源墨业虽然属于徽州三大墨业流派之一，但是由于其在制作工艺上不如歙派之精细（皇室）、设计艺术上不如休宁派之华贵（富商），加上其服务人群（小知识分子、小商人）所处经济条件的限制，从而导致其在保存和研究上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尴尬地位。先生作为有训之士，在著作中专门对于婺源詹氏制墨家的墨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尽管这种探索对于揭示婺源墨业发展的整个面貌还具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其开拓性作用不可小觑。

三、先生在徽墨文物保护与知识普及方面的作用

现今的中国人乃至安徽人谈起徽墨，心中依然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自豪与冲动。然而名在何处，却无从谈起。如今能够见到的关于徽墨介绍的文章多为人云亦云，具有独立见解的较少，虽然不乏精品研究文章出现，但是多数还是在表面上宣扬徽墨的优良精致，或只是对于个别徽墨文物进行一般性的描述，缺乏系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上乘之作。因而让徽墨的“奇妙精绝”给人一种假、大、空的感觉。在自然条件下，墨品从出品开始，若不使用，都要经历一个发霉、开裂、断裂、破碎乃至成为粉末状的过程。所谓的“顶烟”讲究“胶轻、烟细、杆熟”。徽墨以“易水法”而出名，与其特别注重“和胶”的好坏及其“十万杵”的捶打次数有关。这样的墨品才能坚固，以至于“浸水不坏”。尽管制墨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改变不了其作品最终解体消亡的大趋势。例如李约瑟曾经提及：“（中国）国内一锭珍品与等重的黄金同价。”据今三四百年的古代工艺品，一般只能算作晚近文物，但是对于墨品来说，几乎到达了上限。

而在我国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没有办法阻止这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因此，文物管理人员精心保存、减少此类文物的展览次数是目前保存这种“娇贵”文物的最好办法。由于徽墨属于文具类易损文物，因而被广大游客参观到实属不易。据朱家玮先生统计，周绍良《蓄墨小言》刊拓片400余种（含《清代名墨谈丛》的160余种），《清墨谈丛》刊拓片700余种，《曹素功制墨世家》刊拓片近350种，除去互见，约有千种以上。尽管不是全部藏品，却已蔚为大观。1966年9月15日，周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清墨1000件，清代书画30件。值得庆幸的是，先生拓印的若干笏墨品可以让人一睹名家作品的风采。专业工作人员即可从先生的著作中审视徽墨精致，并与考据文章相对照，为了解清代徽墨提供了现实之中最为清晰、直观的影像资料。从而为提高文博系统工作人员的专业鉴定知识提供了考古类型学上的标准器型。

四、对于徽墨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从总体上看，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先生既以考据的史学研究法为理论根据，又充分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具体实践技术，力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在徽墨背后的整个清代徽州经济的发展状况。上述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使得当代读者既从微观角度审视“徽墨”作为一件藏品所表现的艺术手法，又可以一种宏阔的视野，通过这些墨品来观察整个清代徽州制墨家生活与创业的各个层面。不仅符合清代徽墨作为收藏品、文物的历史定位，又贴近清代徽州社会的实态，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照顾到了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

1.善于选取文献材料

“徽学”的发展与徽州文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量发现有关。徽州文书的价值在引起学术界和文史界重视后，迅速掀起关于徽州文书研究的热潮。从而使得“徽学”成为继“突厥—蒙古学”、“藏学”、“敦煌学”之后又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国际显学。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徽州文书研究尚未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凭借其在“敦煌学”研究上的扎实功底和学术造诣开始了种种探索。他除了注重徽州地方史志及家谱材料、笔记、文集的运用之外，还特别关心商业文书的价值，如墨票的运用，从而取得了一定成果。虽然结论并非很多，但是这种探索性试验对于今天的徽州墨商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墨票又叫仿单，作为包装之一，是与精品墨盒一起附赠于客户的一种广告册页。它是中国古代制墨商人通过自己或他人之口，宣传自己墨品的质量超群、选料优良，深得用户信赖的一种方式。由于其具有廉价、便捷的广告作用，深受墨家的推崇。另外加之其在客观程度上反映了制墨家族产品及商业运作的基本情况，因而具有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史料价值与文物价值。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过去对于这种见解记录墨上发展历史的文字材料注意不够，从而造成了大量墨票的损毁，因而目前所能见到的一些墨票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周先生在收集徽墨的同时，附带关注着墨票的内容，因而在徽墨实物之外，抓住了实物材料所不能详尽的某些历史原貌。例如先生在《清墨谈丛》中曾经提到过数张墨票，对于胡开文墨店进行过一番考证，在实物的基础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例如他曾在墨票上发现了“佩五”、“健甫”，又在墨品上发现了“馥庭”、“柳门”等人的名字，这说对于了解胡开文的后人提供了相当的依据。查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可知：“佩五”乃胡开文第三代主人（屯镇）胡锡环；“健甫”乃胡开文的第四代主人（休宁）胡贞乾；“馥庭”乃胡贞乾之长兄胡贞观；“柳门”乃胡锡环之子胡贞堤。这些人物的出现，为最终揭示胡墨款识纷繁复杂的原因以及在徽墨实物上确定胡开文制墨家族的谱系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2.先生对于徽墨研究较为严谨，他曾经对于未经自己核实或者其他学者提到的未标出处的材料和结果会表示怀疑，并且很小心地做出结论，这是著述严谨者所必备的敬业态度。

正如朱家玮先生所断言，先生的藏墨和墨的研究，意在独造，不循古先，凸显了墨的学术研究价值，使墨的研究成为一门具有贯通工艺史与文史研究特征的人文学科边缘学科。但是先生作为墨学大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研究心态，能够正常看待自己，认识自己的能力，时刻怀疑在研究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例如在谈到日本学者宇野雪村对于“胡开文世系”的研究时说：“……他如何整理出此表，未作说明，事实上恐怕有些遗漏桂误，摘录于此，以待深入研究。”事实上，关于胡开文墨店的开业情况及其世系传承，我们可以通过《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等资料，可以断定宇野雪村关于胡开文世系的研究基本正确。估计是先生早期的研究或主要依据私人收藏的古物，没有在有生之年见到这本家谱，从而未能对于宇野氏的论断做出正确判断，不过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依然令人敬佩。

3.充分反映了学者之间深厚的私人友谊。

约从1956年开始，京城雅好集墨的人士，若叶恭绰、李一氓、张絅伯、张子高、尹润生、周珏良及绍良先生，以墨为媒，经常举行不定期聚会。他们每月要聚会二三次，以谈墨为内容，探奇析疑，除观察实物之外，更参考前人有关资料，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旧式文人的精神境界以及众人的志同道合。这项活动成就了20世纪中国徽墨研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虽然他们在身世、经历、工作和各自的最终生命历程等方面迥然相异，但是最终因为墨“缘”走到一起，紧密联系，合作默契，完全体现了他们对于徽墨的一种近乎疯狂的迷恋。这样的共同探讨和学术的交流，对于当今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交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他们在珍重的祖国文化遗产方面反映出来的爱国热忱，以及自愿承上启下肩负时代责任的历史使命感，至今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楷模。

五、20世纪藏墨家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在文化的扩张中易占优势。广大人民群众在任何时代都要求是生活愈来愈好。为此，他们也就有被迫和本能地向先进的经济主动接触的愿望，这就构成了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最重要原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运行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历史漫游的大势。而且，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摧毁性进步。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先生为代表的几位藏家已经敏锐地观察或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们也试图在这些新的历史发展浪潮中努力找寻着自己的方位。因此他们的态度就是在承认历史潮流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与宣传教育，以尽量维持这种“失落的文明”的延续时间，力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例如他们已经在《四家藏墨图录》的前言中提出了出书的本意；“助文艺之复兴，存先民之矩。斯编之出，似非止独贤博奕，抑六万万人文化水准之提高与普及，或将赖之编引……”而先生也谈到：“我所收集到资料已全部在此，以收集的实物也已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希望将来有人汇编一本墨谱，或全面地把中国的墨写一本研究著作。”作为书写技术手段的“文房四宝”，无疑已经处于边缘化地步。尽管其仍然可以作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材料，但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这样的历史潮流，每一个有预见的学者都有着难以言表的矛盾情绪。先生诸多徽墨专著的出版，似乎反映了他们试图抢救传统文化遗产的强烈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