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氏宗亲文化研究（三）

天津周氏

金梅家族属于河南新密周氏，来天津工作后自然格外关注对天津周氏的研究。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我发现天津周氏三代-----周馥及其子周学熙、其孙周明泰都对近代的洋务运动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曾经发挥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871年，34岁的安徽东至人周馥被李鸿章派到天津，从此，周氏家族在天津的生活拉开了序幕。周馥有六子，学海、学铭、学涵、学熙、学渊、学辉。弟兄六人，生活在清代封建王朝的官宦家庭，视科举为正途，都是幼习举业。除学涵早卒外，其余五位都于光绪年间，先后取掇巍科，步入仕途。从那时到今天的180多年里，周氏家族在天津已经繁衍有七代，百余人了。

天津著名的五大道地区是我业余经常光顾的区域。有一个地方现在属于天津市长芦盐业公司所在地。这所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东侧的欧陆风格的小洋楼，院内花木扶疏，院落宽敞，门牌是河北路277号，院墙上镶着“周氏旧宅”的牌子。这个“周氏”便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始人之一周学熙的长子周明泰。

周明泰，字志辅，号几礼居主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于泰州。幼年读私塾，稍长学德语、英语。191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1922年调农商部任参事。因谙德语，部令出国考察德国战后经济状况；6个月后回国，著有《德国战后经济与实业》一书。1924年，他调内务部任参事，1928年因北洋政府解体去职，后从事实业。先后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长、上海信和纱厂董事长、上海茂华商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49年，由上海移居香港，又移居美国华盛顿，闭门著述。周明泰还是著名的戏曲史专家，到美国后，他深研中国戏曲史，著述颇丰，达十余种。他酷爱戏曲，因而钻研戏曲理论和史料，广泛收集戏曲图书，30年代曾用重金收购到大量清代南府和升平署的抄本。他因听戏、谈戏，常与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刘宝全等相往来，因而熟悉梨园掌故和舞台变迁。他曾为杨小楼演出的《宁武关》拍摄舞台电影，为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录制多张唱片。解放初期，他把珍藏多年的大量戏曲图籍及文献资料、名伶书画全部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1957年，他又把在天津收集的大量京剧唱片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国京剧院收藏。1994年，周明泰在美国华盛顿寓所逝世，享年98岁。

  周明泰的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望族。周氏家族原籍安徽至德（现为东至）。周学熙之父周馥为清朝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历任直隶部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如果把周馥作为天津周氏第一代算起，至今百余年，已繁衍七代，500余口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名人。如：中医名家周学海，清代进士周学铭，中国近代工业创始人之一周学熙，数学家、集邮大王周达，医学博士周逵，佛史研究专家周叔迦，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韬，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周以良，全国“三八”红旗手周岱良，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数学家周炜良，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理学家周良，红学家周绍良以及天津史专家周慰曾，著名作家周骥良等等。现周氏家人，居住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都有。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而这座历尽了历史沧桑和巨变的小楼，仍然像一位装有太多故事的老者，依然矗立，迎来送往着在此匆匆而过或在此伫足的人们。

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安徽东至人。少年屡试不第，投入李鸿章淮军当幕僚，为李器重。1881年任天津海关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周馥奉命赴渤海口编练兵舶团练，1886年任长芦盐运使，1888年再任海关道。从1870年至1900年间，周馥在天津协助李鸿章办洋务长达三十年，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这些都为天津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邮政为例：坐落在解放北路111号的大清邮政津局旧址，是1878年3月9日经清政府批准由李鸿章指挥周馥协助修建的，这是中国最早的邮政机构，同年7月向全国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该建筑现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特殊保护单位（见照片“大清邮政津局”）。

  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从开平矿井到芦台，于1881年竣工，并且采用了国际标准轨距——4.85英寸（1.45米），这个标准，至今为中国的铁路系统所沿用。与此同时，还制成了中国第一个火车头——“中国火箭号”。这条铁路遂成为中国近代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条。

  为了把铁路再展筑到天津，李鸿章借口军事运输的需要，先把铁路由芦台展修到大沽口。然后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1888年10月9日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全线通车。

  1871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经过整顿扩充，开始制造清政府所需要的军火武器，从此在天津就出现了有名的“东机器局”和“西机器局”，该局所造的火药、铜帽、拉火、后膛枪炮子弹等与新洋式枪炮比较无异，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天津机器局产品发挥了作用。但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机器局惨遭毁灭。

  李鸿章于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培养陆军军官的院校，当时德国的陆军被认为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武备学堂聘用的教练多为德国人。培养出大批军官，后来都成了北洋新军的骨干，他们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期间大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左右着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与政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虽然没有直接在天津大战，实际上天津是这场战争的陆海军指挥中心和后勤兵站基地，实际上李鸿章始终坐镇天津和芦台指挥一切，周馥则负责前站营运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鸿章任议和全权大臣，周馥为助手。1901年李鸿章死后周馥又任山东巡抚、两广总督。到了晚年，他则长期寓居天津，赐谥号“悫慎公”，自编《悫慎公年谱》，著有《观省录》、《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等。1921年周馥在天津病逝后，天津士绅上书北洋政府为其建祠纪念。1924年建成了“荐福庵”又称“周公祠”。这个建筑地处河东区东兴路光华桥下，现存大殿三间，进深一间，占地面积468平方米，建筑面积21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抬梁式，硬山顶（见照片“荐福庵”）。

周馥之子周学熙（1865—1947年），字辑之，号止庵又号松云居士。8岁时周学熙随父来津，入校就读，29岁中举人，后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放弃科举，开始步入实业界。1900年入袁世凯幕下，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指派周学熙主持北洋实业。

  袁世凯首先整顿金融业，1903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组建户部造币厂。造币厂1903年动工到1905年建成，因其直属户部，故命名为户部“造币总厂”，同时改组全国银元局，铸币权归中央。为此，全国各银元局铸币厂，皆属户部天津造币总厂管辖。

  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袁世凯委派他总办直隶工艺总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振兴直隶全省工艺”为宗旨，由周学熙任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在天津成立，总局下设劝业陈列所（初名考工厂），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等企业。其中劝业陈列所是我国最早的商品展览会，其宗旨是“考察本国、外国产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具体工作是开放商品陈列室，举办劝工展览会，接受工艺咨询，组织工商演说，签订产品合同等。为了使陈列所办得更好，1905年劝业会场迁至今中山路中山公园内，成为北洋实业运动发展的一座平台。同年10月7日至14日，首届劝业展览会成功举办，观众达十五万人次，交易额约三万元，成为中国最早的工商业展览示范馆。同年周学熙升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又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但他始终担任工艺总局职务。1906年以后周学熙先后开办了滦州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跃华玻璃公司等大型企业十几家。

  周学熙创办的这些大型企业成为新中国近代北方工业的基础和骨干，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企业实业家。在他创办民族企业的过程中还两任财政总长，1919年至1924年被徐世昌委任长芦棉垦局督办，不久辞职隐退。在天津市和平区澳门路3号一座自建的楼房里居住长达三十多年，直到1947年移居北京。他的居所建筑2004年挂牌保护，现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一般保护单位。

  周学熙长子周明泰（志辅）（1896—1994年），191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秘书，1922年任农商部参事。因熟悉德语、英语，曾被派出国考察德国战后经济状况，并写成著作。1928年北洋政府解体后，周明泰子承父业从事实业，曾任职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在其父修建的启新洋灰公司天津总经理办公大楼内工作很长时间，后又在一系列公司、大厂里任职董事长等职务长达二十年，为其父创办的民族企业的继续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

  历史走过百年，回望周氏三代所作所为及其在近代天津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当载入天津乃至中国史册。

天津周氏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已故的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在天津，40岁以上的人大多知道周叔弢先生，因为他自从1950年起就当选为天津市第一任党外的副市长，有16年之久。他是周馥的孙子。据周馥自撰年谱所记，周学海系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乙酉拔贡，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戊子中举。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壬辰进士及第，殿试得三甲第十九名，连掇高科，以内阁中书用，俸满裁取同知，分发河南，署在清江。后因周馥以为“家事艰难，生齿日繁，不欲其远仕，亦不欲其宦京，命往扬州经理生业”，于是叔弢先生的父亲就遵命以江苏候补道员的身份，定居扬州。光绪三十二年周学海病故，终年五十一岁。周学海膝下有五子，叔弢先生齿居第三。周学海身后，将存款分为六份，一份为夫人的赡养，其余分在兄弟五人名下，每人五万元。1912年，民国建立，周叔弢憧憬未来，怀着愿望，携带父母故去后所分到的遗产，离开他生活了廿一年的扬州，先迁到青岛，后于1914年迁到天津，1919年跟随他的四叔周学熙经营实业，担任青岛华新纱厂专务董事，主持该厂事务。1925年后曾任唐山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及滦州矿务、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董事等。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了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周叔弢大义凛然，坚决拒绝与日人合作，愤然离职。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又以发行金圆券搜刮人民财富，周叔弢主持的启新洋灰公司面临绝境，他气愤地说“没有和平就没有工业”。1948年，周叔弢接触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他和李烛尘团结了天津工商业爱国人士，畅谈了当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收到了稳定情绪、抵制南迁、迎接天津解放的效果。1949年，周叔弢为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安排了与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少奇同志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述我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对周叔弢等爱国人士为发展民族工业所作努力给予肯定评价，并鼓励他们继续多办工厂，为繁荣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同年九月，周叔弢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第一次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第一次参与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参与和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参与了确定国都、国旗、国歌等国家大事。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0年，周叔弢当选天津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他由于花甲之年从政，深恐辜负党和人民信任，以革命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学习、认真工作、按政策办事、起表率作用，十六年如一日。同年，周叔弢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毛主席在住所单独接见了他，拿着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询问天津工商情况，并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希望教育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因座车未到，毛主席嘱用自己的车送他回寓所。1954年，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他衷心拥护，启新洋灰公司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董事会，由周叔弢任董事长。他自动放弃全部定息不取。同年，他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从而参加国务会议，经常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讲话。1959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与徐森玉联名提案建议设立古籍装修技术班，培训接班人。获得通过实施，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办一班，每期两年。办了两届，到该办第三届时,因“文革”而中止。

1966年，文革初期，一组红卫兵闯进周叔弢家，他却迎上前去，婉言告知，他家有古书、旧画、印玺等等，都是国宝，应该爱护。他身处逆境，仍使这些文物古籍得以幸存，没被当作“封、资、修”烧毁砸烂。事后，他还坚持对家人说，“这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同年十月一日，周叔弢仍被邀请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大典。周总理看到他时，迎面打招呼说：“来啦，回去好好学习!”说完匆匆走过。周总理那清癯面孔、灼灼目光、和霭声调，使他更增强了信心去经受严峻考验。不久，他被通知到“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1979年，他经常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去，帮助鉴别馆藏文物、古籍，指导青年业务学习，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良师益友。1981年，他撰写《热爱祖国热爱党》一文以迎接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的到来。全文热情洋溢，体会深刻，他真正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年，他听到党中央宣布我国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并对原工商业者的进步和贡献作较高评价之后，他更加注意改造自己，并提醒原工商业者一定要加强注意改造，要从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水平，提高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境界，正确认识当前大好形势，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中央开辟的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道路上大步前进。1983年，他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直到逝世。1984年2月14日凌晨，周叔弢病逝天津总医院，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