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六）（第十章上）

第十章

发髻代替了辫子

祖父一病不起，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这是一件大事。一如往日为他祝寿一样，这时也有成百上千的亲朋故旧前来吊唁。他们来吊唁时穿素色衣服，每人戴一朵白纸花。吊客都在这里吃饭，桌上铺着白台布。家设灵堂，灵柩要在灵堂停放七周，丧仪要进行七周之久。全家每日都得守灵。儿子、媳妇和长孙不能离开灵柩。其余家属至少可以自由来去。当吊客上门，向灵柩行礼时，儿子们匍伏在灵柩两侧，如若是位女宾，则是媳妇们匍伏在灵旁，还要让人听到她们的哭声。灵柩被装饰起来，停放在一张供桌后面。儿子们全身披麻戴孝，不理发刮胡。他们不能坐在椅上，不能饮酒吃肉。供桌上方，祖父遗像高挂中央。供桌上耍一日三次上菜献祭，就像祖父生前每日三餐一样。许多和尚在烟雾缭绕的灵堂诵经念佛。整个灵堂挂满白纸写的挽联和粘在蓝绸缎上的金字挽词，这些是吊客送的奠礼。

双亲每天一早便到祖父家去，整天呆在那里，很晚才能回家。有时我们也去那里，但作为孙女的我无需留下。我认为现在是行动的最有利的时机。残酷无情啊！我真残酷无情！恰恰在双亲最悲痛的时候，我再次伤害他们的心灵。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双亲不在家，他们不到深夜不回来。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很容易地找个适当时机，离开家庭，跑出大门，跑到大街上，再也不回来，永远不再回来，独自走向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不会再有更好的机会，我决不能错过。看到母亲并没有因祖父逝世而过于悲伤，我深感自慰。有天晚上她回家时，甚至说：“我没有眼泪了，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我每天给峙山写信，告诉她目前我的情况，同她商量我应怎样离开家以及在何时何地去见她。我告诉她我尽可能多带些钱。但我没有钱，我的钱罐中只有两块钱；我为此伤透脑筋。怎样才能弄到钱？可我并不害怕，我已下定决心：如果穷得无法读书，我便去工作。起码我将是自由的人，一个没有家累、不受压迫、不受歧视的自由人。峙山对这一点并不同意。当然她是好意，外面所有斗士都一贫如洗；世态炎凉，生存不易。我得有点钱，她要在其他方面帮助我。是的，我要有点钱。我为此日夜苦思。唯一有点钱的是我嫂子；但我怎能向嫂子借钱？她会告发我，不行！

所有这一切折磨着我。一次，我在灵堂听见七伯母对母亲说：“这孩子瘦了。她不舒服吗？”我吓了一跳，惊恐万分。难道伯母知道了我的心思？幸好母亲没注意她的话。

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即父亲让我找仆人，命他给银行打电话，让他们送一、二百元来。也有这样情况，钱送来时，正好父亲不在家，便由我签收。于是我决定，出走那天我用这个办法带走五百元。我写信把我的计划告诉峙山，她认为五百元不算多，但同意帮助我。她问我的尺寸，要给我做一条裙子和一件上衣；逃出之后要乔装起来。

出走之日已商定。我穿一套蓝短装，梳一条辫子，两点钟在一家影院的二排一号座位上与峙山会面。

最后几天，我无心茶饭，夜不成眠。出走前一晚，我给双亲写了一封信，恳求他们原谅我的出走，因为我要上学校。希望他们把我忘掉，把他们的爱移到杏姐身上。我把迫不得已拿走的五百元著作是借款，将来一定偿还。我此行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入学，姐姐和兄弟都与此事无关。我将《新民意报》编辑部留作我的暂时地址。我把信放在抽屉里，通宵没有合眼。

像每天早晨一样，双亲又去祖父家，我们无人看管。我要在两点以前做好一切准备。我需要勇气和镇静。约在十点钟，我叫一个仆人打电话，让银行马上送五百元来。我成了一个贼、一个罪犯了。我冷静地发号施令，但舌头要费很大劲才能转动，心在猛烈地跳着。父亲正在祖父灵旁痛哭的时候，我却在伤害他……我不敢想，不敢想下去。我要做人，却不得不从做贼开始。然后，我便去找杏姐，昌弟正好也在。我说：“今天我要做一件冒险的事，这事我已考虑很久：要进学校，我不得不离开家庭，别无他法。你们都知道，一个时期以来，我和《新民意报》的一个合作者通信，她要帮助我。今天，几小时后，我便要离开家。我要在家庭之外斗争，我希望你们从家里给我帮助，把双亲的态度和行动告诉我。我希望姐姐也为自己而斗争。我的胜利也是你的胜利。我给父亲的信放在抽屉里。大家一发现我失踪，你们就拿出来交给父亲。我已叫仆人给银行打电话要五百元，我代父亲签收。这是不好，但我需要钱，我别无他法。我是为读书的权利、做人的权利而斗争，我不愿再受家庭的束缚和压迫。我准备牺牲一切。我不知将来是否还能回来，但我们一定会重逢。我和峙山约好两点见面，午饭后我就走。我们可以通过编辑部联系。”

我显得勇气十足，但杏姐为我担忧，她两眼直直盯着我。最后她呜咽着说：“我太儒弱，我怕你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你要当心，如果父亲把你抓回来，那我们俩都完了。你要知道，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件丑事。你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姐姐，别害怕！我的出走是件光荣的事情。我要在报上披露这件事。此外，还有《新民意报》支持我。我不仅是为自己，为你，也为一切受压迫的女子而斗争。”

杏姐感到我意志坚定，绝无法阻止我。她只祝我幸福。昌弟非常赞赏，并要支持我。

我忧心忡忡等着钱。已经十二点了，钱还没送来。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不敢再打电话催，没有急需这笔钱的理由。我紧张之极，但只能耐心等待。

午饭已摆在桌上，我实在咽不下，可还得吃些，以免引起女仆注意。钱何时来？何时？千万别两点以后来！否则，一切都失败了。谢天谢地，饭后钱就送来了。但是什么样的钱啊！五百块一圆的大洋，没有一张纸币。这么重我决不可能都带走。银行真见鬼了。他们为什么送这么多大洋来。大概父亲总是要他们送大洋。银行或许是好意，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但我可怎么办？我根本不能全部带走，最多能带三百元。我考虑片刻对杏姐说：“你瞧，这么重，根本无法全部带走。二百元先放你这里。你好好藏起来，没人知道你这里有钱。如果我要用，我会想办法来取。现在我得走了，仆人们正在吃饭，走出去比较容易。杏姐昌弟，再见！我们要共同奋斗，只是我在外边，你们在家里。给我写信！我一定给你们写信。编辑部会转交。再见啦！”

我打了一个小包，可以夹在臂下以免引人注意。我把一件有衬里的时髦上衣、一件内衣和三百块大洋以及峙山的信包在里面。整个包裹长不过三十公分，宽不过二十公分，但非常重。这是我周游世界的第一个旅行包。杏姐忧伤地望着我。我右手紧紧抓住夹在左臂下沉重的小包，离开了自己的房间。我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像个小偷四下张望。当我走到饭厅时，房门大敞，真讨厌；我赶紧一溜而过。女仆们都忙于吃饭，没发现我。我迅速穿门入园。花园里阒无一人。在紧闭的大门旁一扇小门开着。看门的老仆大概趁双亲不在正睡午觉。我走出小门，把大门、围墙抛在后面，来到街上。

我生平第一次独自到了街上。这是我一直希望的。我可任意徜徉，但我双腿发软，无力举步。我从没有单独在街上走过。我不认识路，可必须前进。我想叫辆洋车，但不知怎么叫法。这时一辆车正好经过。我想起我经常从窗口看到行人，他们不问价钱，适宜跳上车，车夫抄起车把大步跑去。我也不问价钱上了车，只说了影院名字，并补充个“快！”我真希望飞去。我坐在车上胆颤心惊，可千万别让人认出来。（多年后我从峙山那里得知，其实那天她请了编辑部的人在我家门前留意，假如失败便会告知峙山；那人一看到我，便骑车跟在后面。）秋风爽快吹来，深深喘口气。外面真好，外面怎能不好，我刚刚离开的家是个监狱。我逃出来了，很简单！

洋车很快到了大光明影院，这是我从前看卓别林捧腹大笑的地方。就是在这家影院门前的那幅爱情画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欢笑，也不是想念那幅爱情画面，而是为了追求“光明”。峙山会给我指点大放光明的道路的。

我买了票进去。影院里空荡荡没几个人。我立即在三排二号座位上找到了峙山。她站起来——身材比照片上矮小——笑着把手递给我。她的脸充溢着精力和果断，用声音微颤的北方话轻轻地，然而却清晰地对我说：“同志，一切顺利吧？我们现在时间很紧。你立刻到我一个熟人那里去换装。你要乘下午四点钟的火车去北京。可惜我不能陪你，《新民意报》的主持人时先生是一位年事较长、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人，他带你去北京，并把你安置在我的一位好友那里。这位女友像大姐一样照顾我们许多战士。你放心，她会全力帮助你。我得留在编辑部。我要继续支持你的，我会给你写信。你不能呆在天津，这儿离你家太近；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斗争前功尽弃。”

我注意倾听，当然一切要照峙山认为正确的去做。我们离开了影院，峙山叫来两辆洋车，拉我们到中国地。我们来到一位衣着朴实、年纪较大的妇女家里，她已为我做好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我赶紧换上，正像一个战士穿上了军装，准备赴战场。冲上去！没有时间了，战斗已经开始。

峙山望着我说：“辫子也不留，我给你梳个髻，不能让人认出你来。”她打开我的辫子，给我梳了个颈后髻。发髻代替了辫子。刹那间，一个十五岁的小姐变成了普通小妇人。我们连谈话的时间也没有，就又坐上洋车奔赴车站。峙山在前面，不时转过头来看我。幸好还有时间，时先生已到车站。许多人也在等四点钟的火车。我被介绍给时先生，峙山说：“这是位年轻的女战士，一路上请您多多照顾。到京后，你只需送她到大姐那里。情况她已知道。”我就这样找到了峙山，没谈上几句，就又失去了她。她和我告别时说：“勇敢些，祝你幸福！”

时先生坐二等车厢，我坐三等。这样更谨慎些。他会不时来看我。车开动了。三等车厢里拥挤不堪。有许多人只能坐在行李上，站着的也不少。我挤进去。一个人让我坐在他箱子的一边。车厢有节奏地摇晃着。我不敢看人，连头也不敢拾，生怕被人发现，双手紧紧抓住小包。他们大多是农民或进城当女仆的村妇，还有工人、商人。他们对我会怎么想？这么年轻就结婚了；这么年轻就守寡；一个被拐骗的年轻女人；一位小姐；一个逃亡者；一个小偷……。不，他们肯定不会这么想。他们大都垂着头，默不作声。是疲乏，还是由于沉思？没有一个人显得高兴。坐三等车的都是些穷人，穷人很少高兴。

火车的晃动使人昏昏欲睡，但沉重的思虑不断折磨着我。两小时前我还在家里，在家庭堡垒的围墙后面，在传统的监狱之中，是一个生来便被判刑的人，现在却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我已解放了自己；我已走上为自己、为杏姐、为千千万万女子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斗争道路。只有已婚女子才梳髻；我已同斗争结了婚。辫子时代，小姐时代，一针上、一针下的时代，等待和失望的时代已经结束。发髻代替了辫子，斗争代替了等待，希望代替了失望。我不再等待了，我已大步向前迈进。我不应再想过去，只能放眼未来——未来从今天开始啦！火车在摇动，但我的思想坚定。

时先生来看我；因为人太多，只能远远地问我：“好吗？”

“好！”我答道。然后他就走了。

十月里天黑得早。从天津到北京要三个半小时。不久我便处于昏暗之中了。现在是双亲回家的时候，他们要寻找饭桌上缺席的人。我的信会被发现，他们会惊恐万状——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在北京下车保险吗？时先生又来对我说，我们就要抵达北京，叫我不要着急，他会来接我的。

北京，首都。我从未到过北京。这天晚上我只是来到一座黢黑的城市。可是现在我宁要黑暗，不要光亮。我们匆匆离开了车站。时先生叫了两辆洋车。我很惊讶，洋车在黑暗中能如此准确地找路。我们默不作声。洋车慢慢地穿绕胡同，胡同里更加黑暗。左拐右拐，有拐左拐；右拐左拐，左拐右拐；我们终于来到大姐门前。一下、两下、三下，时先生用力敲门。一个手拿电筒的年轻女人开了门。她的脸看不清楚，但声音很热情。她为胡同与院子太暗而抱歉。“我已等急了。小心台阶，小心！”说着，她把我们领进她那不到八平米的房间。

“我们已好久没见了。您和峙山都好吗？我收到她的信，情况我已知道了。”她很亲切地对时先生说。时先生说：“我们把这位女子托付给您了，是的，托付给您了。”

大姐又为她的房间小表示歉意。“北京住房很贵，我难以在大学附近找到便宜房间。”

“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时先生问。“院子倒很宽敞。”

“不，隔壁还住着一位女士。她是一个小小的手工艺学校的校长。她已离婚，单身一人住。”大姐解释道。

在煤油灯下我才看清她的脸：一张给人以好感的脸，她很热情。戴一副眼镜，薄施脂粉，嘴很小，说话时眉毛仿佛在活动。我很高兴被托付给这样一个人。

屋内青砖铺地。一张桌子、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已将屋子塞满。中央生着一个小煤球炉。北京十月很冷，人们已生火了。炉子上放着一只烧着东西的锅。大姐问时先生，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准备了一些汤面。时先生谢谢她，可惜他要走，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他只能在北京呆一天。他告辞了，并祝我幸福。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大姐立即端给我一碗热面汤，并问我的家庭情况和今后的打算。她的家庭也很富有，她的父母感情不好，所以她不愿呆在天津。她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她生于南方；童年在日本呆过多年，她的日文和中文一样好。她有三十多岁，比峙山和其他奋斗者年长，因此获得“大姐”的称呼。

她安慰我，叫我别担心。她会尽力帮助我，她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些是著名教授，他们一定会帮助像我这样的一个年轻斗士。我们畅谈社会和经济问题直到深夜。我深深敬佩大姐。

最后她说：“我们现在睡吧，明天一早我还有课。我七点就得起床。你也累了。床小了点儿，但还能凑合。”

我和她同睡在这张小板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想：现在双亲已经知道我今夜不会回家了，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残酷无情！可耻！他们能否睡着？是否还在生气？或是在哭泣？他们会想：她是一个坏孩子还是发疯了，或是愚昧无知？……他们明天会干什么？他们又要到祖父灵旁去哭，可这次会哭得更厉害。母亲也会有眼泪了。他们将要怎样对付我？明晚我可能得到编辑部的消息，是什么样的消息呢？我思绪混乱，终于昏昏睡着了。

翌日清晨，当我醒来时，大姐正在梳妆打扮。她对我说：“我早上不吃东西。你得吃一点儿。你能等我吗？一小时内我就回来。”

“不，大姐，我也不想吃。我就在屋里等你。”我答道。

“那你跟我去大学吧！今天是公开课，进出自由。题目你不一定感兴趣，但总比你一人呆在屋里好。你熟悉一下大学的环境。快起来一起去。”

我真怕外出，更怕到街上去。大姐说：“这里离大学很近，你不会碰到家里人。这不是你们家里人会走的路。你一点儿也不要怕。人在生活中要大胆一些。你在北京不能老呆在屋里。”大姐说得对，去大学的路不是我家人走的路。我一跃而起，几分钟便准备完毕。大姐问我要不要搽点儿粉。

“不，不，我不搽。”我谢绝了。在家时祖母常说：“为什么小姑娘不搽粉，不搽胭脂？搽点儿更美。”可我从不搽脂粉，如今离了家，我更不搽了。

“香粉真妙，它能使人显得年轻、漂亮。”大姐一面说，一面化妆。大姐在这方面与峙山不同。峙山从不涂脂抹粉，她要比大姐坚定。我要以峙山为榜样。

七点半我们动身去大学。门前这段胡同异常狭窄，难怪晚上那么黑了。凛冽晨风迎面扑来，我们加快了脚步。路上遇到一位青年，大姐和他交谈了几句。我很恐慌。我是个逃亡者，是个贼——每个人都可告发我。这个男人或许是……？他走后，大姐对我说：“这是一个优秀大学生。 他穷得有时只吃酱油拌饭，但是非常勤奋好学。”

我对这个男子肃然起敬：贫穷的好人在街上奔波，而我们富人却闲坐家中。我从前丰衣足食，现在不是了，绝不再是了。我的思绪刹那间随他而去。

我们不久便到了大学。我觉得这里一切都显得伟大、庄严、新奇。课程在一个可容纳上千听众的圆顶梯形教室里进行。今天早上讲堂没有坐满，差不多全是男生。我坐在大姐旁边。课程涉及国民经济，我对此毫无概念，一窍不通。但我非常自豪的是在大学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了。昨天，昨天早晨我还呆在灰暗的家庭堡垒里；今天，今天我已坐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了。当然，这只是一次旁听，如若我不从家里出走，我怎么能坐在这里。当我看到那几个女大学生时，不禁伤心起来：她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但她们却无需离开。她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福；而我为了上学却不得不做贼人勾当，不得不逃亡，不得不被追寻，不得不违背家规，抗拒父命，损害了家庭声誉。我是生在显贵之家，可母亲责怪我时曾说：“你该生在穷人家里！”难道这些大学生都是来自穷人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爱穷人。

讲课突然结束。大学生们纷纷离开教室，一会儿教室就空空如也。大姐对我说：“这对你来说太深了， 而且也枯索无味。上有趣的课程时，教室里坐得满满的。例如讲生理课时，许多人甚至站着。”我真佩服大姐学习新东西的热忱。

不久，一位青年来看望大姐，他显然比大姐年轻。大姐给我们作了介绍。他和大姐谈话时用日语，大概是不愿我听懂。我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感到了一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午饭大姐带我到一家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小饭馆。她在那里遇到许多熟人。每当有人和她打招呼时，我总是紧张。是否有人认出我？是否有人在侦察我？……不，这不可能。这只是一个为穷学生开的小饭馆，认识我家的人不会到这里来。我又恢复了平静。我胃口全无，也不愿多花钱。偷到的这点钱是有限的。

太姐每日午后出去。她把我介绍给邻居；但我不愿和任何人交往。我躲在小屋里，等待着大姐。北京的房屋和院子使我想起童年在武汉和扬州住过的中式庭院。隔壁院中的树木长得比分隔两处的矮墙高些。乌鸦呱呱绕树盘旋。树木或多或少地丛生在一起。从小屋里几乎望不到北京的天空。

我独自坐在床沿上，乌鸦的叫声唤起了童年的回忆。有一天黄昏，我寻找亲爱的外婆，但她已离去。这使我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心痛苦得只会大哭特哭。那时我家院子里也长着一些老树，乌鸦的呱呱像是对我哭泣的回答。

三岁时为了上学曾和父亲哭闹。我在书房里攻读了十二年。我理解力强，但不用功。父亲称赞我的书法，认为有男风。他还夸奖我的散文和诗歌风格。母亲认为我的刺绣精美，手工细巧。“因为她聪明、勤奋。人吗，总不能要求过苛，总有缺点的。”母亲对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几乎不生病，是双亲最健康的孩子。我将豪华地结婚，将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算命瞎子这样说过。只要稍稍等待，就会实现。

我生性好动，总想说想动，这是不允许的。父亲说我心猿意马。我为什么不能像姐姐那样文静？相反，我鼓励杏姐也去上学，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到外面去看看世界，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做点什么。人不只为家庭而生，家庭不能满足我。我曾想说服双亲，但他们不理解这些。如今我不再指望他们理解了，我干脆离开了他们。对付双亲，我找不到别的办法。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到世界去。现在我独自坐在这间阴暗的小屋里，独自，独自，独自，我从没有这样孤独过：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童年时代消失了，我已成了一个叛离家庭的战士。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是否还爱我？他们原谅我吗？他们是否会接我回去，让我上学？夜色降临了，乌鸦叫得如此悲凄。我没有哭。

房门打开，大姐回来了，后面跟着今早那位青年。他们用日语交谈，一起在院子里站了很久。这屋子呆三个人也太小。晚上我和大姐畅谈到很晚。

翌日清晨，大姐建议我报考中学。我们乘洋车进城。我第一次看到北京，多么宏伟壮丽的城市啊！

宽阔笔直的大街两旁挤着百年老树。皇宫红墙金瓦，庄严伟丽。一切都显得宁静古朴。洋车在像冰面似的大街上奔驰。我独自在这美轮美奂的京城里，偷偷欣赏这绚丽多姿的景色——这只有在童话里才会出现，而双亲却不知我逃往何地。我有享受这旖旎风光的权利吗？不，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藏身，是为了自我解放而斗争。我没有权利享受；我本该视而不见。

我们来到市中心，打听了两处中学，甚至还看了班级。这就是我斗争的目的。在这儿上学的女孩子不理解她们的幸福。做过教员的大姐姐悄悄对我说：“这些姑娘一般都不知道学习的目的，大都没有独立见解。”

“真是可叹！”我说。我愿立刻报名，住在学校里，开始上课。在一个我们较满意的学校里，大姐和校长谈我的入学问题。校长起初不同意，现在正值第一学期期中；但还是同意接受我了。她坐下来，拿出一本大报名册，握着一只铅笔问道：“叫什么名字？”我惊骇不迭。是啊，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能披露姓名。我看了大姐一眼，沉默不答。大姐连忙说：“海冷娜。”

“姓海？”

“是的，姓海。”

“这个姓少见。是满族的姓吗？”

“不，是汉姓。”

于是我便用这个姓名注了册。女校长最后说：“原来如此，大海的冷女。”

我曾对大姐说过，在我们念莎士比亚作品时，英国女老师给我起了“Helena”这个英国名字。大姐不能说出我的真实姓名，就谐“Helena”的音，杜撰了这个中国姓名。

“你们明天来交学费！”我们便与校长告辞了。明天，啊！明天我就要上学了，要升天了。通天没有其他阶梯，只有双亲做出牺牲。

回来后，收到天津的第一个信息。这是一封厚厚的快信。里面有份报纸，父亲登了启事：“自你离家后，你母无限悲伤，日夜思念你。你见报后应立即回家。上学之事我们可以商量！你的父亲。”我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坚持！要坚持到底！不要软弱！不要软弱！还有杏姐和昌弟的附信。他们说双亲大发雷霆，认为我为爱情而私奔。他们说：“如若她回来，就把她永远锁在家里。”昌弟还写道：“别相信父亲的启事。如你回来，便会失去一切，你将永远不能再见天日。昨晚我听女仆说：这事如发生在乡下，人们干脆就把她活埋了。你千万别回来！ 我们会给你写信的。”峙山写信对我说，她已在报上公布了我的情况，以便舆论能支持我。

怎么办？怎么办！

“你父亲和北京当局有关系吗？”大姐问我。

“当然有，而且有很好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上学。得继续藏着，否则太危险。”这么说明天还不能去上学，根本不能上学。看起来上学也不那么容易！“我该怎么办，大姐！”我伤心地问。

“我们明天去学校撤消注册。你要在报纸上回答你的双亲。”

“是呀，是呀，我要回答双亲：先上学，后回家。”

学校和双亲我都要，如若不能兼得，我宁可要学校。

这天下午，大姐要接待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是个激进派，”大姐说。她为在自己小房间里接待这位客人感到自豪。教授来了。他身材魁梧，脸戴眼镜，唇蓄短髭。我真羡慕大姐能与这位教授交谈。对这位北京大学教授，特别是位激进派教授，我只能肃然起敬。在我看来他高如泰山，我只不过是一只脱离富有之家，觅洞藏身的小耗子。这只小耗子想，靠精神维持生命比靠粮食好多了。我多么希望他指教我几句，但不敢启齿。可惜，几年后这位教授为信仰而牺牲了。他就是李大钊。

当天晚上我写了几封信。我告诉姐姐弟弟，我已到北京。不达目的我决不回家。我在报上登了启事：要求父母允许我先上寄宿学校，然后再回家。我写给峙山说，我在大姐处很愉快，我要坚持斗争。

第二天，我们又得去学校，这次去是为了除名。昨天伟丽的京城还使人心旷神怡，今天我却无心欣赏。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接待室也没有一个人。我们等了一会儿，还没有人来，报名册却放在桌上。我们查阅一番，找到了“Helena”。索性自己动手，大姐划掉了它。

此后我就躲在大姐屋里，等天津的信。一天一次或两次，有信也有报纸来。读者在议论我的事，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但支持者较多。昌弟写信说：“你必须打消回家的念头。双亲顽固不化，别想他们会同意接受什么。母亲说‘贼走关门！’父亲会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我们。留在外面！回来太危险！”

我忧伤地想，北京也不安全，我还得走，走得远远的，但到哪儿去呢？大姐看到我陷入极度忧伤中，总想安慰我，但一点儿不见效。她为我花费了许多时间。

有一天她对我说：“常来找我的那个青年爱上我了。真讨厌！你来这里以后，他还嫉妒你。你在饭馆里认识的那个大学生杨小姐今晚请咱俩到她家吃饭。她和哥哥住在一起。我不喜欢她哥哥，但我觉得杨小姐和蔼可亲。你别害怕，咱们一块去。这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消遣。”

晚上我们步行横穿一条宽阔的大街。杨小姐住在她哥哥对过的屋子里。她是湖南人，是北京大学的一个用功的穷学生。她为了能到北京大学念书，也曾与家庭争斗一番。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思想的中心，大部分学生和教授都非常进步。少数女生更是坚定卓绝，她们为了能和男子一起坐在教室里，曾同旧传统进行了斗争。

杨小姐在煤油炉上烧好了菜饭。这是一个湖南穷学生的便饭：黄豆芽和辣椒炒肉，还有热米饭。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饭菜，但我吃得津津有味；出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饥饿。杨小姐如此盛情地邀请我，我对她深怀敬意。我要像她那样生活。

一天又过了，第四天还没有好消息。大姐对我说：“峙山写信给我说，你该去结识一下我们共同的朋友——梁先生。他是个有新思想的好人。他原籍广东，在一个通讯社担任英译中的翻译工作，以供他弟弟念书。他父母都不在了。你如果认识这个人，或许对你有好处。今晚有人请我。我先带你到梁先生那里，你在他家呆一会儿，然后他送你回家。路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