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五）（第八章 第九章）

第八章

茉莉花依然飘香

自从和哥结婚以后，我就失去了他。小门前富有浪漫色彩的哥哥只在我记忆中。他上学校和成亲使得他不再关心小妹妹，也不再找她了。

我只好找杏姐作伴。姐姐文静温顺，沉默寡言，慢条斯理，体弱多病，她已接近十七芳龄。她已是个大小姐。一个姑娘到了这个年龄就不许再同男人接触，也不准再进书房。首先那里有塾师，其次那里来客人：有时是父亲的客人，有时是塾师的客人。此外，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学那么多？难道要成为学者？不，她要出嫁，成为妻子和母亲；她的责任只是照料公婆，侍候丈夫，抚养孩子。我们在家里学的已经足够了。

一个女儿是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好处的，最好早早出嫁，这样就卸除了父母的责任，女儿的一生也有了保障。根本不能为一个姑娘再做别的事——姑娘就是不幸的人。不知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才投生成一个女子？谁愿把一个姑娘留在家里？母亲一定不愿意，况且我是她的第二个女儿。杏姐不能去书房了，我虽小两岁，也同样不能了。母亲总把我们当孪生姐妹看待：总是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料子、同样的尺寸，不管我姐瘦长而我矮胖。为此我甚至遭到母亲的埋怨：“你越长越胖，瞧瞧你胸部，衣服都不合身了！”如果我长得像姐姐一样该多好！我恨自己健壮而又丰满的身体。为了压缩胸部，我使劲扎紧胸衣。我俩在身材、外表、性格、爱好方面都截然不同，但衣服穿得像孪生。两姐妹都藏在深闺待字。我们在闺房里继续背书、练字、写诗、作文。功课由仆人送给塾师，他批改后再交给仆人送回来。我们把英语渐渐遗忘了，也无人关心此事，这只是一种奢侈的游戏。我们同文化生活完全隔绝。母亲让我们做些针绣、刺绣等活计，随便我们几时完成，或者根本不用完成。当我把绣好的东西给母亲看时，每次总出她意料。“好，绣得真好。真没想到绣得这样好！”她说。

杏姐是我的好朋友，但不是有趣的同伴。她干什么都慢条斯理，做一点事都要用很多时间。我则恰恰相反，因此我常无所事事，就是说无所牵挂。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沉思、遐想，引起无限伤感。杏姐很少和我说话。她每天慢慢阅读报纸。黄昏时分，她到花园里去，围着小喷水池独自漫 步。这里没有小树林，只有一架秋千，但母亲不许我们玩。有一次我和昌弟打秋千，母亲从窗口看见了，生气地喊道：“一个姑娘家怎么能打秋千！”从此我只能远远望着它。

全家都在期望添个小孙子，好使母亲愁云密布的脸上重放光明，常现笑容。但突然父母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我们晚上到父母屋里时，常发生这种情况：父亲若有所思的躺在躺椅上抽着雪茄，母亲默默地抚摸着怀里的一只小猫。父亲问：“你不说话？”母亲不答。父亲催着说：“你可说点吗！”母亲仍不作声。父亲说：“如果你不愿说话，那咱们干脆不说话。”屋里只听见父亲用力抽烟的声音和猫的呼噜声。我们便不声不响地站了很久。当我们离开时，屋里仍是一片沉默。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大概有什么事使母亲不顺心。

一天，和哥告诉我：“你知道吗？母亲又怀孕了。她万没想到。她觉得很难堪，因为孙子可能先生。”我可怜的妈妈！你怎么不理解自己的幸福？一个小儿子又要来，又要躺在你身边，你的眼睛又要放光，你的脸会重现笑容；乌云将要消散，太阳又要普照全家。我们不需要嫂子，你不需要孙子。你又把小弟弟找回来，小弟弟只能由你找回来。难道你不理解这幸福？你不相信自己会幸福？你为什么不笑？为什么不说话？可怜的母亲！

一天上午——像平日一样的一个上午——，母亲的女仆突然来我屋里和我的女仆嘀咕。我听见：“流产了，可惜！真可惜！”——“是个男孩，都六个月了……。”

她瞟了我一眼，仿佛我不该知道这些似的。我也不好问。我知道，我们不会得到小弟弟了：他中途夭折了。多悲哀！母亲从没流产过。幸福化成泡影了。太阳再也不会出来了！

中午，父亲从办公室回来，发现母亲躺在床上。是啊！她又躺在床上了，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她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也许她根本没想找回小弟弟？她显得很勇敢，默默地忍受了一切。父亲显得很惊慌和悲伤。他对母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温柔。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消失了，他们相亲相爱。他们两人都需要勇气来共同忍受这个打击。几天后，母亲已起床并坐在沙发上。中午和晚上她等待着父亲，但她还没到饭厅里来。她还很虚弱。

一天晚饭后，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对父亲说：“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在我怀孕以前，我梦见了五和尚：他站在门口，求我点支蜡烛，让他能够回来。我这样做了，果然怀了孕。我知道这小家伙会来打扰我的。”母亲说话声音有些发抖。小弟死后，她从不把他的名字“五和尚”挂在嘴上。她竭力克制泪水。她又一次由于我小弟而受到创伤。

一切似乎好了起来。母亲恢复了健康。大家期望我嫂子快生个儿子。一天夜里，我正熟睡，一个女仆非常惊慌地跑进来对我的女仆说：“快叫醒小姐！让她们赶紧到太太屋去。太太不好了。我再去叫醒小少爷们。”

我被吵醒。周围一片忙乱，我吓得直抖，牙齿不停地打颤。我忙穿好衣服，和杏姐以及弟弟们来到母亲屋里。灯发着青绿色的光，满屋都是人，真可恨！已请来一位大夫，七伯母也来了。一个女仆扶住母亲，她的头歪向一边，脸色苍白得像纸，双目紧闭，显得很痛苦。父亲站在床前，他让我们——三男、两女和一个媳妇——走近一些。要诀别吗？不！不！难道父亲只知道把孩子们叫到母亲跟前来吗？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一定要保住母亲！

母亲生命垂危；她在夜里大出血。我们家庭医生说，最好请位日本医生来，他可以介绍一位。日本医生一请就到：一位高高的日本人带着一位日本护士来了。先是医生讯问一些话，父亲传给伯母，伯母再问母亲，母亲回答了，伯母传给父亲，父亲再告诉医生，来回需好几分钟。

日本医生认为，母亲必须立即检查并做手术，否则他无能为力，病人有生命危险。母亲不愿意：一个女人不能由一个男人来检查，来做手术。她要听天由命——要听从这残酷的命运？不！母亲必需活下去，为我们活下去。父亲让伯母劝母亲与疾病作斗争。病人就是病人，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医生不是男人，他是神仙，是专为拯救病人而来的。母亲要为孩子们着想，孩子们没有母亲怎么生活？母亲无权死。她终于点头了，她要为孩子们活下去。

手术就在屋里做。除父亲外，我们都到隔壁屋里去等候。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终于排除了生命危险。父亲一直送他到大门口，并答应在报上登鸣谢启事，以表彰他高明的医术。

天已破晓。微弱的晨曦照亮了窗棂。母亲卧室仍保持黑暗。她现在只应安静睡觉。我们到自己屋里和伯母共进早餐。

“可怜的孩子，你们都受惊了！”伯母说道。我一点也吃不下，我仍害怕。这时母亲的女仆进来说：“多幸运！否则你们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了。”我在想：是不是小弟弟使母亲得了重病？他是不是想把母亲拉走？

日本护士日夜守护在母亲床边，她睡在一张沙发上。屋里保持绝对安静。我们姐俩总有一个守候在母亲身边。母亲像婴儿似地一个劲地睡。我们踮着脚进出房间，轮换着坐在一张椅子里几小时。母亲醒来几乎不说话，但她看到我们守在她身旁，她就安心了。父亲除了上班时间之外，总是陪着她。稍有响动，父亲便走近床前问她想要什么。

母亲渐渐能坐在床上吃饭了。她需要丰富的营养。父亲尽一切可能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甚至经常到著名饭馆叫菜。吃饭时她屋里总是香味扑鼻。那位日本护士总能吃到一些；她很喜欢中国菜肴。一个月过去了，母亲还不能起床，她太虚弱。她通常半躺在床上。她还不能看书，她的视力也减弱了。

为使母亲开心，父亲叫瞎子来说书。这些说书的瞎子每天在我家门前经过。他们弹着三弦说长书或短书，一连说上几小时。一段书要拖上几天，有时还反复地说，但总引人入胜。他们拿着一根长杆探路，由仆人拉着进来，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不断地给他倒茶。下午五点我们吃点心时，也送给他一份。母亲安静地坐在床上听入了迷，我也听上了瘾。有一次瞎子休息时，我同他聊了几句，甚至还笑了。事后母亲对我说：“不要和瞎子说话！”此后我只好不再理他了。

他们也能算命。有一次，母亲要他给我们算算。瞎子问了个详细，母亲在自己屋里一一回答。

瞎子给每个人算得都很准；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我们都是贵人富命，没有一个人生于错星之下。昌弟的命最好，将来要做大宫，两个女儿将要嫁到富贵人家，和哥会有许多儿子……。

母亲并不全信，尽管如此，这还是使她高兴。一个瞎子怎么会给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算出坏命呢？这母亲也很清楚。

每当下午瞎子说得差不离时，父亲也从办公室回来了。母亲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父亲也感到高兴。

这样过了一段时期；瞎子每天来，直到母亲复原为止。白天她坐在沙发上，也能在桌子上吃饭了，虽然还在她屋里。长期以来只有两个闺女和一个媳妇在饭厅吃饭，父亲和塾师以及我的几个兄弟在另一间屋里用餐。男女有别嘛！男人和男人在一起，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我嫂子过门后，父亲就不和母亲一起用餐，和哥也不和嫂子一起吃饭。在我们桌上吃饭的是两个妇人和三个未来的夫人，在父亲桌上用饭的是三个丈夫和两个未来的丈夫。

父亲一有空便和母亲玩纸牌，好让母亲散散心。除了自己娘家人，母亲向来不和别人玩牌。她一直担心我以后爱玩牌，因此她说：“你出生之前，我常在外婆家玩牌，希望你将来不要爱这玩意儿。”

有时一局牌到吃饭时还没打完，我们只好在饭厅里等候双亲。目前双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爱。是啊，母亲以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夺回了自己的生命！但她知道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她皈依了佛教。每早她要在她的客厅的一角，用屏风隔开的桌前，面对小佛像，手持佛珠念佛；此刻谁也不许去打扰她。她一天也不错过。桌上摆着她所喜爱的大大小小的佛像。佛像前挂着一张纸，上面是她自己写的一首祈祷诗，我至今还记得：

一念菩陀悔过谴，

二声愿死在夫前，

三声莫得缠绵病，

四祝儿孙辈辈贤。

几个月过去，母亲已完全复原。为了感谢大家，为了使大家高兴，母亲叫一个绸缎店送来许多衣料，我们以及仆人每人可得到一件。我家新的生活仿佛随着新衣一起又开始了。

我嫂子真的养了个男孩。双亲当然高兴非常：好像他们中了彩票似的。孙子出世了，我嫂子的主要任务完成了。人们不能再议论她了。母亲已成了祖母，但仍是个不幸的母亲。谁能还她幸福，让我家太阳重新照耀？婴儿留在我嫂子那里，由一个乳娘喂养。这位四十岁的祖母每周到媳妇屋里去看孙子一、两次。她不常去，因为她不想打扰媳妇。母亲认为，婆媳关系既要有礼貌，又要有节制。孙子不同于自己的儿子。她不能多管，不要多说。有时也把孙子抱到祖母屋里来，以便让大家看看，他在茁壮成长。孙子是否知道，他应带来太阳！太阳！太阳！

一向喜欢静静呆在家里的母亲现在越来越常出门。有时和父亲，有时和我们，有时便带一个女仆自己出去。她大多去商店。晚上去戏院，但只看文明戏，不然就去看电影或去游艺园。她不喜欢去做客，她不愿说话。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愿说出来。母亲很了解人；她知道，她的话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亲属之间必须保持和睦，因此宁可少说而不要多讲。

既然我家再也没有阳光，母亲或许到外面去寻找一些光明和温暖？可她在外面找不到什么。难道她认为自己已是祖母而可以经常出门吗？有一次她要去看欧洲人拍卖，我要陪她去。她说：“你是个年轻姑娘，不可以到人群中去挤，我老了，在那里没关系。”她没带我去。

但我经常陪她到绸缎店去。我们一进店门，就有一些店员从左右两边走过来客气而亲切地问候：“太太小姐好！您们今天一定有工夫在我们这儿多看看。您们请这边坐。给您们两位沏杯茶好吗？”店里人认识我父母：母亲是位好主顾；父亲是位高宫，又是实业家。店员上茶递烟，然后老板出面，先是寒暄几句。如若父亲在场，便谈谈政治和实业。最后母亲说出要买些什么样的料子，店方尽一切力量使母亲满足。她说出一种料子，便会拿出十种给她看，甚至越拿越多。

母亲有的是时间，店员有的是耐心。她看来看去难以选定。她要细查质量，斟酌价格，考虑用途。她购买不仅是出于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她会很快做出决定，主要是由于对购物本身的兴趣。她喜欢衣料；由于她喜欢裁剪，所以也需要料子。她经不起精美料子的诱惑，于是就买了许多。“料子总是有用的。”她说。

我站在她身边一声不响，只闯到各种衣料的气味，每块衣料都有自己的气味。我喜欢料子的颜色、图案和光泽。我还喜欢听扯料子的声音，各种料子扯起来声音也各不相同。店员先剪一个小口，再顺着小口将料子扯下。店员开剪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别太紧了！”店员便把剪子往后移动几厘米，如若是块不太昂贵的料子，店员甚至多让出半米。他们都很慷慨。多量的这点料子使母亲很愉快。她也喜欢买些美丽的布头。包裹常常又大又重，我们用车子也无法带走，只好以后再送到家。如果有个女仆在场，她会得到商店的小费；但这钱不是给她自己，而是放进一个钱箱里。由母亲一年三次将钱分给仆人们，一直是这样。

母亲在家里高兴地打开包裹，将料子铺在桌子和沙发上反复欣赏。她对买来的东西从不感到后悔。第二天，这些新料子就被放进柜里和以前买的料子在一起。什么时候再把这些料子拿出来就不得而知了。旁边还堆着已裁好的衣料，什么时候拿出来缝制当然也是个谜。当柜子装满时，母亲就找出一些较早买的料子分给女仆们。

英租界里有一些欧洲人开的商店，母亲也很喜欢光顾那里。但她在那里买的东西不多：首先她觉得货物太贵，其次她认为那些货物没有多大用处，她只是爱看这些外国货。有时她也买些外国食品回家，如黄油、果酱、巧克力、李子干、葡萄干、巴西果、杏仁和豌豆罐头。吃点欧洲食 品对我们来说是一大乐趣。母亲很少吃这些东西，也不常给我们吃。她买的总比消耗的多，同料子一样，她把这些食品装进罐子和玻璃瓶里或放在食物间里。时间一长，这些食品往往变质，不得不大量扔掉。有一次，母亲给我们看一罐很久以前买的黄油，她不知如何吃法。和哥向她要 来，我们想试做一样欧洲食品。我们设法弄来几个鸡蛋，在短时间里就把一个又大又厚的蛋糕送给母亲。双亲吃得津津有味，从此这种蛋糕称为儿童蛋糕，并时常出现在我们饭桌上。我不相信母亲能消化黄油，但孩子们的烹饪技术使她高兴，她不愿使我们失望。

她有时打开一瓶蜜饯或酱菜说，这东西在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出世前就有了。这东西已不能再吃了，但她喜欢保存东西，虽然以后又不得不把它扔掉。她的食品间确实有些像博物馆：任何时期、任何品种、任何地方的食品差不多都可以找到。母亲认为好东西不能多吃，也不能常吃，否则会缺少乐趣，生活中的乐趣反正是很少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陶园之游。夏日午后，卖茉莉花的小贩常出现在我家门口。茉莉花蕾在绿叶上排成许多行，扎成一朵花的形状。妇女们把它插在头上或拴在衣服上。这些花都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如果母亲派一个女仆去买花，这就是说，我们晚上可以去陶园了。母亲把茉莉花插在发鬓旁，而杏姐和我则把花挂在衣服上，因为我们还梳辫子呢。在陶园里，我们看到许多妇人和姑娘；大家也都戴着茉莉花，园内充满了茉莉花香。我不相信一个女子会用另一种芳香来表示与别人迥然不同。男人只要跟循着这种香味，便会遇到艳丽佳人。

陶园在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天堂。尽管与游艺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还不能把它看作是个娱乐场所。陶园里上演许多严肃的戏剧，放映一些新的、旧的、好看的和很长的影片。园里有令人赞叹的大花坛，也有金鱼，一些游人在大鱼缸旁流连忘返。园里有许多古树，树下散置着饭桌、茶桌，还有“诗钟桌”，文人骚客可以在这里打诗钟，最佳的诗作有奖。当一轮皓月从树枝间隐现，犹如树干用一面圆镜观察世界。半夜里大放炮火，老树显得无限欢欣，在闪烁的光与影中展现美丽的树叶。我看呆了！这时炎热散尽，夜凉浸透了衣衫。陶园绝不是游艺园！

父母非常爱看文明戏，而我们却不喜欢。母亲说：“你们随便到哪里走走，随便看点什么，可要在散戏前回来。”一场戏总要演两小时，多么长的一段自由时间啊！于是孩子们从一个摊子跑到另一个摊子，有意思的地方都看到了。时而碰到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我便高兴非常，大声笑着。我们或许互相看一眼，或许还相对而笑，但决不说话。

我们很晚才回家。我面带微笑，在茉莉花的余馨中入睡。茉莉花的芬芳对我来说就是爱情的芬芳、欢乐的芬芳。我惴惴不安地等着小贩再来叫卖茉莉花。

和哥有一天对我说：“堂兄告诉我，他在陶园里看见了你，还听见你大声笑声；以后不可以在陶园里这样笑，因为你是好人家的姑娘！”堂兄？我们有这么多堂兄？可我同生人从没说一句话！我只是由于非常高兴才笑的。让堂兄见鬼去吧！如果母亲从哪一位伯母那里听到这话，这就意味着我再不能到陶园了。宁可不笑，也不能不去陶园。我得学会不笑；实际上我得学会不爱。这我做不到；因为我总会爱上什么人的。我得学会爱，而又不表露出来。这样做很难，我简直受不了，常常在夜里哭。我的心怎么这样软弱？我恨我自己！我的心应该像铁一样硬，要能经受一切；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心，只有用泪水冲洗。但愿能一病不起，但愿卖花小贩不再来，母亲不再买茉莉花；我们再不去陶园……但这只是梦想。母亲有时接连带我们出去。一度是天堂的陶园变成了地狱。象征爱情的茉莉花香，现在成了痛苦之霜。我必须忍受！

在剧院里，我常爱上剧中的英雄人物。有一次，《拿破仑》连续演出两晚；我深深爱上了他。我知道拿破仑早死了，我是爱上了扮演拿破仑的演员。还有一次，我爱上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我完全迷糊了，感到疲惫不堪。午夜一点当我们回家时，我坐在车子里要睡着，只听母亲说，“别睡，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一到家我立即进入梦乡，双亲还要吃点东西。

陶园的散步和爱情之渴望促使我要打扮自己。我要把一条辫子分成两条；我要在辫子上系个蝴蝶结代替红头绳；我要穿条裙子代替裤子；我要穿短外套代替长上衣；我要学那些穿得那么摩登和俏丽的姑娘，但母亲不允许。她认为那些姑娘的出身和我们完全不同。没有一个好人家的姑娘是那样穿戴的。我们不该想这些。我很难过。我觉得自己的装束过时，简直没有兴趣外出。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头发上插把木梳，我也想这样做，但母亲说：“不行！这是个低贱的女人，你可不要学她。”我真不幸。我终于不敢出门了，我认为人们会笑姐姐和我是老派头姑娘。

母亲也变了，有时我们不得不等她回家吃午饭。父亲也陪她出去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她不再想念小弟弟。噢！不！同以往一样，每逢节日，父亲就去小弟弟坟地。回来以后，就一五一十地向母亲述说坟地情况，并回答她的种种提问；但关于小弟弟滞留的另一世界的情况，他无可奉告。母亲仍然是个不幸的母亲。 

第九章 

一针上，一针下

和哥，这个年轻的父亲，不久要中学毕业。以后他得上大学，但不知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按自己的意思呢，他是一位诗人，当然学文学。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说：“文学可以在家里学，无需上大学。上大学就应该学现代科学、技术或医学。我希望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学医。”

说得对，父亲！ 我的心在激烈地跳，我希望有一天他对我这样说。和哥却闷闷不乐，他很怕与父亲说话。后来他对母亲透露，他没有学科技的头脑，也不喜欢学医。父亲依然反对他学文学。和哥不高兴，母亲也郁郁寡欢。她无法使父子相互谅解。我常听到她对和哥说：“你要为将来着想；你要靠学到的东西谋生。”

和哥答道：“那么我就学教育，这也是一门专业。”

“教育，你想当老师？教员挣不了多少钱！”

和哥根本没想到钱，双亲却希望长子上大学，以便将来可以多挣些钱。还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有天晚上，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说：“要是让我上大学，我就学医。”

屋里鸦雀无声。母亲似乎要说：“别说话！你插什么嘴！”父亲根本没注意我的话。杏姐和弟弟们一定会为我敢说这话而惊讶。这实在是太大胆了，我天真地以为双亲会考虑我的话。恰恰相反，他们根本没理我。我只是一个待嫁的女儿，学习、职业、前途——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提不到。我以后就要是人家的人了，我唯一的前途是做媳妇、妻子和母亲。我多呆在双亲身边一天就多一天花销。女人不能挣钱，得由丈夫养活，一个女人只认得三个男人：父亲、丈夫、儿子。父亲说“希望你们中有一个学医”时，是对儿子们说的。儿子是人；女儿不是人。我永远得不到像我兄弟那样的待遇！

我很爱医学，我渴望医学知识，我喜欢医院，我羡慕医生；我会很好地实现父亲对儿子的愿望。但我是个姑娘，仅仅是个姑娘。有一次，一个女仆摔断了一条腿，被送进医院。我很羡慕她，我也想跌断一条腿。我要陪母亲去医院看望女仆，母亲没答应。我只需闻到医院里的气味就满足了！

一个秋天的日子，双亲带我们到一处很大的私人花园——李家花园去。双亲远远落在我们后边。我们来到一个长着许多高大芦苇的湖边。风很大，苇秆来回摇摆，那细长的脖子似乎难以支持。湖边道路狭窄，我迎着风向前走。风吹得我衣服紧贴在身上，弟弟的长衫迎风飘舞。秋风使一切都动摇起来，我的思想也蠢蠢地活动了。我突然有种要失去家人的感觉。我要与双亲和兄弟姊妹分道扬镳，我要找一条新路，一条我自己的路。风越来越大；我的步子比弟弟快些。我远远看到他的长衫在舞动，双亲还看不见。我停下来等他们。金色夕阳正缓缓西下。母亲拄着拐杖慢慢走来：她那黑色褶裙不停地飘摆，脸上露着满意的神情。她怎么会知道她的小女儿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等她？

一天下午，母亲带我们到一家小影院，那里正演卓别林的片子。影院里充溢着不断的笑声。散电影后，当我们在门口等待接我们的马车时，我看见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和他的妻小还站在那里。这个男子自然而亲切地注视自己的妻子，同她悄声细语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爱情是如此神秘莫测，如此感人至深。这是一幅最优美，也是最普通的和美夫妻的画面。这是一些双亲绝不让我接触的普通人。幸福还是属于他们。

我身体和心理发育成熟那一阶段的日子就这样消磨了。进学校的梦破碎了。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对母亲说：“我和姐姐有很多时间，我们还可学些东西，给我们请女教师吧！”

母亲不大高兴，她觉得我不安分；尽管这样，还是请来一位女教师教杏姐和我刺绣。父亲一个朋友的正在上学的女儿为我们找到这位女士。

女教师有五十岁，每周来两个下午，教姐姐和我刺绣：一针上，一针下。我的手艺不坏，我绣出了美丽的活计，可我的思想不在刺绣上。我要求请老师只是我的叛离计划的开始。我必须谨慎地、逐步前进。我知道我们的家庭堡垒是如何坚固。我根本不想学刺绣，一针上、一针下只是有助于我的计划。我一定要从家里跑出去；我要进学校，念大学；我要像男人一样做一个人。我要以姑娘而自豪，不为耻。我要自己选择未来，展望世界，造福人类；我非离家出走不可，否则便没有我的生活。我必须斗争，生或死。上针对我说：你得斗争！下针也对我说：你得斗争！我就这样坐在女教师和杏姐之间。她们谁也不知道，上针、下针在我头脑里绣出了什么东西。女教师纠正我的方法，却不能纠正我的思想：我要生活，要活在世界上；不要死亡，不要死在家里。

当时抗日情绪高涨，发生了抵制日货的情况。我们成了积极的爱国者。那个日本女护士常常来看望母亲。母亲当然很感激她，还留她吃饭。我们劝母亲不要再接待这个日本女人。我对仆人说，不可再让那个日本女人进门。日本女人觉察到我们对她的厌恶，就不再来了。

买衣料时，我留意母亲，不要买日本货。由于我们难以辨认日本料子，我们便劝母亲到一家只卖国货的商店去买。母亲看到这一切，特别是我不再是儿戏。她只希望我不要再有所行动。

我当然要有所行动。我偷偷订了一份《新民意报》。它成了我生活的源泉。我沉迷于这份报纸的见解中，有时还给他们投稿，特别是关于妇女问题，也有我自己写的散文和现代诗。有时也写些抨击其他作者，甚至总编辑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有些文章是署我的名字发表的，但我改动我名字的第二个字，即将“贞”改为“铮”，表示铁骨铮铮，而且发音也相似。双亲决不会让我看这类报纸。这是我的世界，我就生活在这份报纸里，不再生活在家里了。它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女教师是个思想落后的旧式妇女。这使我厌恶。我不想再跟她学。因为她是一所手工艺学校的教师，我就求母亲让我上这个学校。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学刺绣。母亲很了解我的实际想法，就这样对我说：“学校是为那些家里没有老师的姑娘办的。那是些穷人，你为什么要到那些穷人中去呢？在学校里会学到许多没用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你怎么会有上学校的想法？你忘了你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我对你说，不要再想这些了。”

我很悲哀，但并不感到意外。我又求母亲：“那么给我们另找一位老师吧！这位老太太只知道刺绣，我们还想学些其他的东西，如数学、地理、世界史等。年轻些的女士可能会好些。我们还是另找一位吧！”

“这还可以，只要能找到。”

“啊，一定！受过这种教育的女士有的是。”

果然很快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士代替了这位老太太。现在我们就像在学校的一个小班上。除了学刺绣以外，还学习其他手工和课程。当针一上一下地刺绣时，我和这位较年轻的女士谈论社会问题和妇女问题，但她对这些不感兴趣；我又失望了。我要找一个能与之倾诉衷肠和讨论一切的人。我对这个教师抱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大。我明白了，我所期望的人是不会到我家来的。我得出走，到外面去寻找和发现他们。是啊，我得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这样我便会遇到许多人：好人和坏人；如若坐在家里，则一事无成。我还能向母亲要求什么呢？现在已有了年轻的女教师；只是她的思想已不年轻。没有人帮助我。我孤独地站在我要抛弃的堡垒里。我不要呆在我出生的星球上。我不相信命运，我要战胜不幸和软弱；我要再生，再生在一个由我选择的星球上。我会找到办法的。首先我得离开这个家，不是一天、一个月或一年；而是永久脱离。我要再生，而且由我自己再生。新生命要自我付与。我每天都思考这些。尽管如此，我的刺绣和手工活儿还是受到母亲的夸奖，说我聪明伶俐。

一天，一位英国女士按我家门铃，问我们是否要学钢琴，学费用来救济遭受水灾的难民。我跑到母亲那里，告诉了她。

“我们没有钢琴，”母亲说，“去对那位英国女士说，她帮助中国灾民的心是很好的，但我们没有钢琴，无法领受她的美意。”我转达了这些话。英国女士建议我们买一架。母亲嫌太贵。我提议买架风琴。英国女士表示可以。“母亲，这位英国女士毕竟是为帮助中国人的，我们也应作些努力。”

从大门口到母亲屋，我来回跑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终于决定为杏姐买一架小风琴。她是大女儿，因此得到偏爱。花这么多钱让我们两个学琴，母亲终究是不愿意的。就这样已是勉为其难了。

杏姐根本没有参与这事，也没有人问过她。结果买来一架小风琴，英国女士带来乐谱，坐在姐姐旁边，教她学风琴。我有时也一同上课，也试着弹琴。这位英国女士认为最好我也一起学，因为我的手指比较灵活，但她不了解，琴不是为我买的。杏姐就这样继续学习，而我却偷偷买了一些当代中国歌曲选，自己学着在风琴上弹。我边弹边唱；还让杏姐和弟弟们一起唱。双亲听到了就不准我们唱。可我不愿放弃，因此我们就在屋里轻轻唱。有时黄昏，双亲又不在家，我们便到花园里去唱。杏姐在我右边，弟弟在左边，我指挥他们唱歌。歌声撕碎了我的心，我感到忧伤，我的心在哭泣；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姐姐。我不是由于欢乐而唱，而是由于痛苦，我真不幸，万分不幸。不论我唱什么歌，我好像在说：“我不久要离开这个家，离开双亲和兄弟姐妹们。我不属于你们。我得到世界上去，世界很大，我将在那里找一位置。别爱我，我不属于你们。”杏姐对此毫无所知；我也不能把这告诉她。在双亲回家之前，我们悲伤的歌声已在花园静谧的上空消失得无踪无影。

我在等待着。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弃家出走，因为人们不给她读书的机会；另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在她被强迫出嫁的前一天越窗逃跑了。两个姑娘都得到爱国团体的支持，去法国勤工俭学。她们的名字是张若名和郭隆真。

我深深为这两件事所感动。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做第三个人呢？”我不能再等了，我给报纸的一个合作者，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李峙山写了一封信，她已通过我的文章认识我。我向她请教：一个青年女子如何脱离家庭去求学。我怯怯地等着她的回音。她来信说，在外面生活是很艰难的。只要我在家，或许能说服父母送我进学校。我先应当这样做。她警告我，像我这样的年龄，自己谋生是难上加难。她自己就得与严重的经济困难作斗争，为此就有许多理想无法实现。她从自身经历中知道，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思想斗争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她不希望我只是由于一时冲动而轻易离开这富裕的家庭，随后陷入生活上的困境。她劝我三思。她认为，最好是将家庭雄厚的经济与我们的观点协调起来。如不可能，我们也不要为了家庭而丧失我们的意志。

我坚信双亲不会支持我，我孤立无援，一定会失败。我先要离开家，以后再与双亲谈判。峙山想象不到我家的堡垒是多么坚固，我双亲是多么顽固。我写信告诉她，我完全孤立无援，我根本不在乎经济问题，这是我生死攸关的大事。我要敢做敢为，要走向生活，即使在外饿死也在所不计。我决不能坐在堡垒里的一角等着出嫁。已传闻这样的话：杏姐和我要嫁给一对孪生子，这样我们可以总在一起。这是母亲的心意，母亲的思想。我鄙视钱财，没有钱我也能创造生活。尽管双亲认为我无用，我却可能对祖国、对世界、对人类有用。

峙山终于同意我脱离家庭。我该设法带点钱出来；因为她在信中说：“外边的人很穷，那些为思想而斗争的人都很穷，他们大家都会帮助你，只是钱他们没有。”峙山还寄给我一张她自己的照片。她的脸显得睿智果断。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友。我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只是在等待机会。我的思考像是即将落蒂的熟果，我决心孤注一掷。同时我也不再孤独了，因为有峙山与我一同站在争取自由和自我解放的斗争道路上。我准备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