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三）（第四章 第五章）

第四章

小门

与我们“小孟庄”的房子不同，这所新房子面积狭小，并呈方形。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姐妹，都不得不住在相互毗邻的房间里。我、杏姐和最小的弟弟合住一间，隔壁便是有一阳台的双亲卧室。

这所方型住宅无疑使父亲交上了好运。他除了当选议员以外，又被政府委任为大纺织业的官长。公务冗繁，整天宾客盈门，又常去北京，这样就使他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我有时发现双亲关系紧张。母亲沉默寡言，一声不响。这是她心怀不满的标志。她不理睬父亲的询问。白天，她总是独守空房，计数着钟点，等待父亲归来。如若父亲呆在北京，她便数着日子。除看书以外，她最爱裁衣。她善于为孩子们细细量裁。有时整个下午站在桌旁裁剪，再由女仆缝制。我们的衣服总是做得既肥又长，但母亲说：“明年就会合身了。”可往往不是明年，而是后年才会合身。

小弟弟伴随着母亲，别的孩子都整天呆在书房里。如果耆弟生病了，母亲便难过万分，她会一、二十趟到我房间来。有一次耆弟脸上长了个小疖，母亲在疖上涂了黑药膏。为了不使他照见自己的脸害怕，母亲便画了一幅大菊花盖在大橱的镜子上。小弟弟非常喜爱这朵美丽的菊花。

我生平第一次的伤别是与我保姆的分离。由于她患了小病，虽不重，可母亲认为她最好离开。我已长大，都十二岁了，可能从她那里传染上咳嗽的毛病。保姆确实疼我，常常安慰我。当我哭泣时，除她以外，谁会为我擦泪？当我被母亲赶出饭厅，失望又吓得发抖时，除她以外，谁会来抱我？谁会悄悄对我耳语：“你长大了要独立！你母亲不爱你！”母亲对这一切一定有所察觉，这或许就是保姆被辞退的原因。没有一个母亲允许保姆起慈母的作用。我最后一点安慰也被剥夺了，我知道，这已无法改变。可我又不能哭——母亲知道了会说些什么？现在谁还会为我擦泪？我必须学会强忍泪水。

可我还是哭了——半夜里哭。保姆答应我，她身体一好便回来。待我长大结婚，她要到我家来，永远留在我身边。我没有为这些话所哄骗；我深深知道，母亲辞退的佣人，永远别想再来。保姆走后，我终日惶惶然若有所失。一直拉着我的那双手，已经离去，我得学会独自走路。那至今在我心中的温柔已经消失，我得学会坚强。生活之路是如此艰难，没有保姆我真害怕走这条路。我的心灵深受创伤：我不思茶饭，无心玩乐，强忍泪水。我尽力忘掉她，我必须忘掉她。

但我难以将她忘怀。几天、甚至几周过去，我仍无限伤怀，以至脸色不好。一天，母亲在吃饭时说了：“你保姆不好，你不应再想她。我不愿再看你这副脸色！”我不该再想她。母亲说她不好，可她对我很好。我内心痛苦异常，可又无人可以倾诉。直到数月以后，我的心才渐趋平静。不过，每当母亲提到保姆时，心中总感到一阵痛楚。一年后的某日，保姆又来了。她病已痊愈，想再回到我家。她给母亲带来了乡下精制糕点，也给我带来一份。

我的保姆，可怜的保姆！ 

你可知道，

你不再能回转！

我不言、不笑，不看你，

如此对待你的到来！ 

你只有再回去吧，

因为你无权将我疼爱，

你可知道，你的离去，使我心碎？ 

受伤的心浸出鲜血，

如今伤口又将重被撕破？

不！不！

你是用眼睛哭泣，而我用的是心灵！

永别了！这样较好，

因为我有自己的母亲！

我又见到了保姆；但我如此坚强，她对我已形同路人。我对她不发一言，不露笑脸，甚至看也不着一眼。我不想再尝受往日的痛苦。我对她感到羞愧，是她，正是她造成我如此痛苦。家里没有人对她像我这样冷酷，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和哥与她说了几句，可我却从她面前跑开了。第二天，我听见她对站在小门口欣赏霏霏细雨的和哥说：“你小妹妹多健忘！她已把我完全忘了，不和我说话，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这多令人伤心！我想留在这里也没意思。”我恰巧在门旁的饭厅里听到了这番话。我心像刀扎，泪如泉涌。

她第二天就走了。我看见一个女仆送她到门口。她再次回头张望，长叹一声，我永远失去了她。

母亲的生日即将来临，和哥对我们说：“我们人已不小，要在母亲生日那天做寿诗，使她意外欢喜。另外，每人拿出一点积蓄给母亲买寿礼，你们看怎么样？”大家一致赞成，并动手写诗。但买什么寿礼呢？最后我们决定买梨。母亲不是挺爱吃梨的吗。生日到了，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将诗和梨献给她。她有点惊讶，可是笑容满面。第二天，她才对我们说：“孩子们，你们送礼给我，真是太好了，特别是诗作得相当好。但有一点我得告诉你们，祝寿绝不能送梨，因为‘梨’和分离的‘离’字同音。”我们，特别是和哥，羞得无地自容。钱我们并没损失，因为母亲又把我们的钱罐装满，甚至比以前更多了。

母亲不喜外出。每年去扬州探亲，不可避免地要去参加亲友的红白喜事，这一切对她已经够了。她也不爱见生人，不爱在别人家吃饭，尤其避免到饭馆去吃。这很好，但孩子们呢？我们就喜欢出门，去哪儿都行。和哥是诗人，杏姐生性文静，弟弟们勤奋好学，我活泼好动——我们的性格迥异，可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出门。去公园散步，逛商店，看电影，吃饭馆，一切我们都喜欢。

但要得到这个快乐，就得进行外交谈判。我们没有勇气直接请求母亲，便派七、八岁的椿弟当谈判代表。他只能向母亲传达我们对他讲的话，并向我们转述母亲的答复。既不能有自己的意见或修改我们的话，也不能忘记了母亲的答复。

例如我们派他对母亲说，外面天气晴朗，是否到公园或其他什么地方去散散步？他到母亲屋里去了，带回来是“母亲累了”的答复。于是我们说，她可以先躺一会，然后再带我们出去。答复是，她没有时间躺，要裁衣服。我们坚持：裁剪衣服可以推到明天，这样晴朗的天气却很难得。答复是，不该老想出门。俗话说：功于勤，怠于嬉。我们恳求：如果今天出去，我们将长期不再要求出去；并保证，这次散步后要更努力学习。回答是：常常外出，便不会安心攻读。再说邻居看到我们经常出门，会怎么说呢！我们做最后挣扎：如若欣赏了美丽风光，便会做出更优美的诗句。回答是：要看车子是否有空，父亲是否用车。（我们总是在午饭后展开这种谈判，父亲在会客。）已有一线希望！我们都面露喜色，但我们深知，还没决定，别太高兴。一会儿父亲回来，他们就要商量车手的问题。

如果父亲有空闲，他差不多总是答应，然后全家出游，多么快乐啊！给谈判者的酬劳是带他同去。有时椿弟在母亲和我们之间来回跑了十几次都毫无结果。他已经跑得很累了，也不理解我们要求什么，母亲不答应什么了；脸上既看不出希望，也看不出气馁，只是机械从事。如他对我们说，再求母亲已无意义，母亲劝他别听哥哥姐姐的话，只管自己去休息时，我们便求他再试一次，只再试一次……。最后我们没能外出，他甚至也感到高兴，因为这至少结束了他的苦差。

我们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派最小的弟弟去，因为母亲最疼他。但他太小，对外出毫无兴趣，他只带回来一个“不”字；母亲说今天不出去。我们再让他去，他便一去不复返了，母亲把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代表留下了。

假如谈判成功了，全家就去市立公园。位于尘土飞扬的市中心的天津公园并不绚丽多姿，但我们在漫长的谈判之后能到达公园，仍觉得它像个天堂。园门旁有个农业博物馆。我们先参观了博物馆，馆里死一般寂静，我们差不多是唯一的观众。从博物馆出来便进入公园。树木长得参差不齐，杂乱无章——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老有幼，有绿有黄。夕阳像把半张的巨伞高高悬盖在树顶上。花草随意生成，有大有小，有弯有直，有红有白，有紫有黄。秋天，许多游人来赏菊观鱼。

我们喜欢这里的一切，但并不欣赏，因为我们见过比这更旖旎的风光。如果母亲不太累，父亲晚上有空，我们就在公园里吃西餐，这对我们来说，就像赴节日盛宴一样。双亲心情愉快，这是散步所致，也是因为和孩子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一家西餐馆，我们几乎是唯一的顾客。有多少人会在冷落的公园里吃昂贵的西餐呢？晚餐有黄油、果酱、面包、牛尾汤、炸大虾、炸猪排、炸土豆片、拌生菜（色拉）、布丁、水果和咖啡。

这样一顿精美的西餐令人难忘。由于谈判大多失败，所以这些难得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除了和父母共进中、晚餐外，其余时间见不着他们。虽然与双亲同桌吃饭，但吃饭时我们不能讲话，饭后也不讲话，父母只需要我们到场，以便证明我们健康无恙。饭后我们通常在那里呆半小时，然后就去书房。其余时间我们从不和父母在一起。

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极严，每隔五天需向父亲禀报自己的成绩。他检查我们的写、读能力，还让我们背书。成绩差的要面对墙角罚跪半小时，成绩好的甚至可以得奖赏。我们很少罚跪，因为我们怕跪，而喜欢得奖赏，所以我们都努力争取好成绩。如果有谁被罚了，母亲便从中调停说:“等下次吧！如果这孩子下次成绩还不好，那再罚。”父亲让步了。慈爱的母亲救了我们。 '

母亲娘家久已无人来往。她的叔伯父辈都已相继谢世，堂姐妹都已在南方出嫁。母亲每年去扬州探望她们及其义弟，再去看看她父母居住过的房屋和她当姑娘时住的房间。她不仅要给双亲扫墓，还要给已去世的姐妹上坟。母亲从不同我们讲这些事；只有一次，她给我们看了她妹妹的诗，当时她的双眼有些湿润。

此外，母亲还要将女仆带回扬州，另外雇人。因为两个女仆在一年中总打架，非得把她们解雇不可。当母亲准备启程时，两个女仆已言归于好；可她们还是得走，因为母亲从不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其中一个一、二年后或许会再随母亲回到天津，因为扬州女仆难雇。

母亲不在，屋子显得空荡荡的，日子也变得百无聊赖。我们下午的点心都由母亲分好放在她自己屋里的桌子上——每人一份点心和干果，我的一份总在中间，现在由一个可靠的女仆来分。点心不再好吃了，也不再放在母亲的桌子上：点心分得没有丝毫的爱。北方女仆冲着我们大声叫喊。她不爱我们；母亲不在家时，她还要监护我们。

女客来访，都由我那沉默寡言的杏姐接待。她比母亲更不爱说话，女宾对此也不介意，因为她们已习惯于母亲的言行。

我们在花园里散步。我不能忘记姐姐散步时的情景。杏姐身材瘦削，头颈细长，两肩下塌，头梳长辫，绕着椭圆形树林一圈又一圈地漫步。 枞树生得茂密，人无法走进去。有时我也绕林散步，但从不与姐姐一起。偶或我们迎面相遇，只见她脸色苍白，悒郁寡欢，虽然有一双大眼睛，却露出悲哀的神情。

和哥从不散步。他总躲在一间与椿弟同住的小屋里。小屋紧靠第二扇门。大门正对树林，只有客人来时才开，孩子们不能使用。第二扇门是否为孩子们开启呢？也不是。父母不愿孩子们呆在外面：如果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从大门跑到马路上，岂不糟糕！孩子们去书房只可穿饭厅和客厅。只有当父亲有客时——父亲时常有客——孩子们才可以出小门，进大门到书房去。

这扇高约二米，宽约八十厘米的绿色小木门已被风雨吹打得斑驳破旧了。门上有两块玻璃。这是一扇用途广泛的小门。所有的人，甚至来访的女客都从小门进出。小门通向门房、厨房、马厩和车棚。门前有几级台阶。门上探出一个遮檐。常可看见和哥站在小门口，尤其是雨天准在那里。他说雨天富有诗意，他爱雨天。雨无论大小，他总站在门口欣赏雨景。我很爱和哥，他为人风趣，谈笑风生。我常偷偷到小门去看望他，和他呆在一起。

夏日一阵雷雨之后，大地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们的衣服也浸上了潮湿的空气。右边飘来阵阵炒菜的香味和喂马的燕麦的气味。群蛙在赛歌，一声高过一声。我问和哥，为什么青蛙雨后叫？和哥答道：“青蛙也知道痛苦，它们高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雨后孩子捉青蛙。”有一次，我鼓起勇气走下台阶，朝墙角跨出几步。那里长着几丛灌木，特别潮湿，我果真看见几只青蛙在跳。

夏天，小门前美丽如画。小门周围，藤蔓低垂，淡紫小花在争奇斗妍。和哥身着白衣站立其间。这幅图画将永远铭刻在我心间。不正是在这里，和哥向我大谈诗歌、言情小说、生与死、魔鬼与疯子、家史和他自己的痛苦吗！也就是在这里，我的心灵爆发出爱情的火花！但我不敢将爱之梦托付给我哥哥。

和哥年轻时已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偷偷写诗投稿，居然被发表，还得到了稿酬。因此和哥常常站在小门口等待“绿色使者”，这是他对邮差的称呼。和哥写了许多优美的爱情诗。我非常羡慕他，竭力学他的榜样。我也向报刊投稿并得到了稿酬。我写信给一个女诗人和一位作家。从住在杭州的女诗人那里得到了一把美丽的折扇；从作家那里收到了一张照片，并附有一首忧伤的诗。和哥和我交换信件看时，我们是多么高兴！

我和和哥站在小门口曾一起为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堂姊痛哭。七伯父只有这一个女儿。她聪明美丽，惹人喜爱，也是一位诗人。她承袭了她母亲的美丽和父亲的写作才能。她常向七伯母来我家做伴，就像七伯母陪我母亲一样。她常告诉我们一些新闻。有一次，她独自来我家，她非常懂得如何与母亲叙谈。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一样。她偶患感冒，医治无效，第四天便去世了。年仅十七岁。一天早上，细雨不停，噩耗传来，老天与我们同哭！ 和哥对我说：“才女多不永年！”

她的诗被装订成册，印发给所有家属。伯父遭此不幸，似乎精神失常。他从此沉默不语，只是叹息、作诗。他是位杰出的诗人。

他常常在傍晚到我们家来。他手拄拐杖，不停叹息，步履蹒跚。无论是奶奶还是姑姑，都无法安慰他受伤的心灵。从父亲那里也得不到任何慰藉。如此过了数年，他才渐渐复元。

有一次在小门处和哥对我说：“我发现你朝父亲的年轻客人笑，这不好。你大了怎么办？”是的，是这样。有一次，我甚至打开饭厅和客厅之间的门，以便与客人交谈。他是我父好友之子，我很喜欢他。如若和哥知道我的秘密，他又该说些什么呢？

我首次有了爱慕之心，爱上了一位远房表叔。我是在书房见到他的。当他来访，适值父亲有客，他只好到书房等候，与塾师聊天。父亲宾朋甚多，所以他常来书房。他一来，我就感到高兴。他年轻，英俊而文静。他是我表叔，我只能怀有敬畏之心，岂能生爱慕之情？我不敢和他说话，甚至看都不敢看一眼。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朝窗外，只有我到老师那里交作业时，才能看这位表叔一眼。我从心眼里爱他。有一次，他看到我的大字，倍加赞扬，并问塾师大楷是谁写的。老师告诉了他。表叔说这些字看上去不像女孩子写的。我高兴极了，因为表叔已注意到我。

有一天，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哭，老师因而打了我手心，谁也不敢安慰我。一会儿，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拍我肩膀，一个声音轻轻说：“别哭了，别哭了，这有什么关系，一切都会好的！”原来是我表叔，我所爱的表叔。他也爱我吗？他多么温柔体贴！他的声音多么和蔼可亲！这个哭泣的姑娘高兴得不能自已。

这位表叔已婚。有一次我看见了他的夫人，一点儿也不令我喜欢。数年后，他夫人去世，他又结婚。多年以后，我从巴黎回国，在一次晚宴上，发现这位表叔坐在我对面。我一如既往，仍然爱他。他可知道，坐在他对面，并在法国生活过几年的这个年轻妇女在她情窦初开，心情不快时，已将他的形象铭刻在心中。我难以向他启齿，因为他是表叔。

我还爱过一个人。一位堂兄，已故伯父的儿子，从美国归来。从美国归来？这在我家来说真是怪事。我家从不让子弟离家远走，甚至连上学校都不行。现在，一位堂兄自美国归来！这是怎么回事？和哥告诉我，这位堂兄在双亲去世后，无限悲伤，便到美国念书去了。人们差不多也不指望他回来。十年过去了，他现在又回来了。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说中国话还是只讲英语？他来拜望我父母，父亲让我们从书房出来认识一下这位陌生的外国堂兄。他身材高大，穿着像个欧洲人，清癯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比我那时见过的所有欧洲人都漂亮。

堂兄根本不是外国人，但看上去也不像中国人。他成了什么人呢？美国，美国在哪里？很远，很远，据说在地底下，我们这里是白天，那里是黑夜，我们这里是黑夜，那里是白天。他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又回来？也许他以为小时候认识的祖父还活着。一个有上百成员的家族对从新世界回来的他来说不是一个新世界吗？他敢说什么？又不敢说什么？敢做什么？又不敢做什么？别人穿中装，他穿西服，所有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堂兄弟都已结婚，他却没有，别人认识他，他不认识别人。别人知道怎样待人接物，而他必须学习。他不会感到愉快的。他现在要开始干什么？谁知道呢？我双亲不知道。我祖父只知道：他必须与从小定亲的姑娘结婚。堂兄只知道：他不愿与这姑娘结婚。不久有人说他不能结婚，因为他信奉了一种不准结婚的宗教。有人还说，他在美国学的东西不正派，因为他是助产士。

我在祖父家又见到了他和其他堂兄弟：他西装革履、面色白净。我在心中将他与别人分开，因为他不属于那类人。我没能和他交谈，因为大家会感到惊讶，甚至他自己也会吃惊，而我确有许多事想向他打听！

此后不欠，他便去上海了。他一点也不知道，一个小堂妹已对他倾心。我暗下决心：家族中第二个留学的不应是“他”，而应该是“她”——我！我自慰道：“他是大伯的次子，我是父亲的次女，我们都是‘仲’字辈。祖父虽给我起了‘莲荃’这个名字，但我并不喜欢；我还需有第二个名字，一如我兄弟和堂兄们那样。我美国的堂兄的第二个名字叫‘仲衡’，这意味着保持平衡。所以我给自己起的第二个名字叫‘仲贞’，意思是良好的品德。自那以后，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只是好多年后，我重新回国时，一个侄女告诉我，他还是和那个等了他十多年的姑娘结婚了。他无法抗拒家规。

小门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欢乐。父亲吩咐备车时，小马夫便从马厩牵出父亲刚买的两匹马中的一匹，与大马夫一起把马套上车。一切准备就绪，大马夫在前面就座，手握缰绳；小马夫则坐在车后的一个小位子上，有时跪下来，很艰难地帮助拉马前行。车子停在门前等候父亲。这时和哥立刻躲开，因为父亲从不许他站在小门口张望，更不许我站在门口。如有客来，便可看到客人从树旁走过，和哥就知道是谁来了。客人告辞，父亲总送他到门口，我们远远可以望到，及时跑开。

小门口声音嘈杂：一次是大马夫和小马夫吵架；一次是厨房的大师傅和他的下手拌嘴；间或有马的嘶鸣声。小门口从不安宁。幸亏父亲从未看到过我们站在小门口，否则便不会有这种乐趣，永远也没有了。

第五章

蝉来歌唱

和哥年已十七，已到学英语的时候了。当然是在家里学。父亲考过科举，中过举人，因此不愿让儿女进学校。于是请了一位英国女士任教，她每周来我家三次。杏姐年已十五，父亲也让她一起学。尽管我才十三，也要一起学。父亲说，我可以与两个弟弟以后再学；可我不愿等。和哥是我的好伙伴，昌弟、椿弟还是孩子，我不愿等这些孩子。父亲终于同意三个较大的孩子一起学。

我父亲虽然保守，但允许女儿们学英语，这得感谢我们四伯父。在这保守的大家庭中，只许遵循榜样，要想标新立异则绝无可能。我四伯让自己的孩子学英语，虽然堂姐们将来注定要出嫁，当母亲，直到当祖母，在家庭小圈子里度过一生；但四伯母把这看作是女儿们的一种豪华的消遣，因此也不反对。凡是伯母不允许的，母亲也不允许我们。例如：我买了一支笛子，当双亲外出，或我在和哥屋里玩时，我便轻轻学吹笛。母亲还是听见了，但她从来没有管过。因为诗琴书画是母亲的爱好。有一次伯母来偶然听到了几声。她走后母亲对我说：“你哪儿来的笛子？四伯母听见你吹笛子。一个正派的姑娘是不可以吹笛子的。”我只有把心爱的笛子扔掉了！

我们开始上英语课。这位考恩女士一点中文也不懂，第一次课我们就丧失了信心，我更忧心忡忡。晚上，父亲想帮助我们。但父亲年轻时只学过一点法语，他念的字母和英语完全不同。我们对他说，他无法帮助我们。那怎么办呢？和哥认为难就难在这位英国女士不能用中文讲解，必须有人来帮助我们进入这完全陌生的世界。父亲考虑了一下，从自己企业里找来一个翻译，每周来我家两次帮助我们。我们不喜欢这个翻译。他那张马脸上架着一副深色眼镜，厚唇大嘴，讲着满口我们不喜欢的天津话。通过翻译，我们逐渐懂得这位女教师所说的话，也就更不喜欢这位翻译了。有一天早晨，翻译迟到了，以胃疼来为自己辩解。我们问他是否吃过早点，他说只吃了点黄油面包。为什么？他即使懂英语，也还是个中国人。为什么他早上吃黄油面包，而不吃中国早点？真是假充时髦！

此后不久，我们便辞退了翻译。在考恩女士的帮助下，我们慢慢掌握了这种语言。她每月要进行一次考试，我的成绩总是最优。考试后，在圣诞节前，她寄给我们一样奖品。我们争着要那本精美的册子。当我们差不多决定将册子给杏姐时，和哥发现册子一角写着“奖给考第一名的人”。这样，我便荣获了奖品。双亲对我这最小的孩子总获第一甚感惊奇，他们总不能让最好的学生辍学！所以我继续学习。

在这所房子里度夏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在无情的酷暑来到之前，我们过了端午节。这是一个竞渡龙舟的节日，一个重大的节日（另一个是中秋节）。这一天人们要燃艾草，并将艾草灰渗入雄黄水遍洒房间的每个角落。这是根据夏初灭虫的道理一贯进行的。这种雄黄水气味极为强烈，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可我却喜欢这种气味，因为它总使我联想起这一节日。

节前几天，家人们彼此互送节礼。端午节一定要吃棕子，所以礼物中必不可少。此外，酒、水果也是礼品中常见的。这使母亲又忙起来了，并且伤透脑筋，因为这家庭实在太大，需要准备许多份礼品，式样尽量避免雷同。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即母亲送给伯母一瓶酒，伯母将它送给了祖母，祖母又送给了堂姐，最后堂姐使它物归原主——送给了我们。我们收到那么多的酒，只好待下一个节日再回送给大家。

过节都穿绸衣，平时我们只穿布衣。母亲说过：“布衣暖，菜根香。”我们到各亲戚家去拜节。中午总有一顿节日盛宴。下午，晚辈亲属以及客人到我家向双亲拜节。直到傍晚，家里才恢复了宁静。我们聚在和哥屋里，因为这里离双亲的房间较远，我们可以大声谈笑。和哥健谈，我最爱笑。可是今天屋里却相当宁静，我们热闹得有些疲倦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无非是谈些亲友琐事。一个应该结婚了，另一个想要孩子…… 谈来谈去总离不开结婚和生孩子。如果有个堂姐妹或表姐妹戴着重孝：身穿黑裙，头上戴着蓝色的花，那么我们便不能同她交谈，只是远远地观望。

楼梯上有脚步声：女仆给我们送下午点心来，是节日的点心。但我们一点不饿。要是点心由母亲从南方带来的女仆送来，她会说：“我的少爷小姐们！请吃点心。”我们很高兴，她也笑着离去。如果北方女仆送来，她便说：“这么热天关在这小屋子里，难道不热吗？这是吃的东西。”她转身走了，我们朝她背后作着鬼脸。当我们在这间斗室中玩着，像五个红娘子要脱去茧，变成另一种东西时，我少弟弟正呆在已准备喂他吃“嫩桑叶”的双亲身旁。

端午节过后，夏天已阔步来临，不久便是炎热难捱的日子。骄阳似火，人们不得不搭凉棚以遮烈日。父亲叫来棚架工，在我家西面搭起了高过房顶的架子，上面盖着可卷可放的苇席，叫做天棚。天棚遮住了天空，有的地方不得不卷起来进些阳光。屋里阴暗，但很凉爽。这是一项巨大工程，需二十个工人几天时间才能完成，到了深秋，工人们又来将苇席折掉，只留着棚架。外面烈日炎炎，石头滚烫，马路冒着热气。富人家把大桶冰镇酸梅扬放在门口让穷人饮用，我母亲也这样做了。街上行人稀少，每个人都找荫凉的地方休息。

夏天人们起得早。在我没进书房之前，蝉儿已开始歌唱。它们从一棵枞树唱到另一棵枞树，不仅自得其乐，并且还告诉大家：“夏天来了！夏天来了！”这对我来说具有特别意义：我爱夏天，我是夏天的孩子。蝉儿这样唱上一整天，直至黄昏方罢，它们大概不爱傍晚的凉爽。

蝉儿纵情歌唱，我们在书房里死背课文。只在下午我们才休息一会儿。休息时，老师和孩子一起吃西瓜。如果这一天特别热，老师就提前一两个小时下课。我坐在屋内静候夜凉来驱散炎热，然后才能外出。我从窗口看到筑路工人们。柏油气味阵阵扑来。我家门前的马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每天一早，两台蒸气轧路机从车房开出，一台停在我们这条街上，另一台开往别处。傍晚，它们又一起开回车房。它们像一对姐妹，形影相随。我常仔细观察它们。

夏日天长，被烈日赶跑的小贩傍晚又陆续回来大声叫卖各式货物。母亲对西瓜贩子特别感兴趣，一次十几、二十个的买。她对布贩当然也有兴趣，虽然衣料已塞满几大橱。布贩从不叫卖，只是用玩具似的小鼓摇动。听到小鼓声，人们就知道卖布的来了。女仆把布匹拿回来给母亲看，要许多时间才决定购买与否，差不多每次都能成交。有个南方小贩带来自己家乡的土产：笋干、小核桃、甘菊茶叶、扇子等。他说的话难懂，但母亲欣赏他的货物。

小贩喜欢和大户人家做交易。如果你向一个小贩买过一次东西——即便是一些零星物品——那么他便会天天在同一时刻来叫卖。如果是西瓜小贩和布贩，便无须为他担心，因为母亲总会叫住他。如果是南方小贩，我们便替他担心，因为谁会每天去买笋干、小核桃和茶叶。他不停地吆喝，最后不得不挑起沉重的担子怏怏离去。我们对他深表同情。和哥为了安慰他，有时偷偷出去买些零星物品。但几天后，又来了另一个南方小贩，他可能得知我们会买点物品。但我们不可能照顾所有南方小贩，所以他们只好一个个不停地从我家门口走过。

晚饭后才能到花园里吸些新鲜空气，空气仍然燠热。枞树虽绿叶扶疏，但显得无精打采。是由于无情的暑热，还是由于蝉儿的歌唱？一只蝉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一只蝉飞了下来，在地上爬上几步；一只有时也唱上几句，但那兴高采烈的大合唱已声息全无。花叶都发蔫，花匠忙着给它们浇水，使其恢复生机。

晚饭后一向呆在屋里的母亲也来到花园。大门洞开，全家人都出来了。母亲喜爱菜园，因此她让人在花园一角种了点菜蔬。它与我们武汉的菜园迥然不同。她拿着大蒲扇独自一人绕着树林慢慢散步，我们跟在她后面沉默不语。父亲在家时便陪她散步。

最后的炎热已逐渐退去，夏天就要结束。枞树颜色越来越黑。当夜凉降下时，我们回到仍然燥热的屋子里。我们先在母亲房中呆上一会。她不让开灯，怕蚊子飞进来。如若外面没有月光，我们便摸黑而坐。对面房东太太的窗子灯火通明，可以看到一桌麻将，还有几个女人在进进出出。房东太太有一次也来邀母亲，但母亲不会，也反对打麻将。她也不愿和生人建立关系。我们爱看那陌生房间，爱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母亲不许我们看。

回到房间后，我毫无睡意。我靠在窗前，遥望宁静的街道。右边远远座落着一所雄伟壮丽的房子。一个仆人告诉我，这是一所福屋，它会给主人带来幸福，因为半夜里有时可以看到红灯笼在屋前跳舞。我想看红灯笼跳舞，却从没看到过。我希望红灯笼在我家屋前跳舞，更希望在我窗前跳舞。

我终于上床，尽管有蚊帐，还是展开了灭蚊战斗。只有当蚊子吃饱，安静地停在蚊帐上，才能安睡片刻。不久旭日东升，炎帝又把他的火毯罩住天津，蝉儿又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又放开了歌喉。

我的生日总是在大热天。我不能想象一个夏天和我的生日没有蝉歌唱。过生日时，我们无需上课。就像我生病一样，独自呆在屋里。如若父亲早上十点钟在楼梯上看见了我，会感到惊讶，我得提醒他，是我过生日。我要向祖宗的灵位焚香叩头，还要向双亲叩头，以感谢双亲赋予我生命。没有人会向过生日的孩子表示祝贺。午饭吃象征长寿的面条。我整日呆在屋里听蝉歌唱。我在想我生日之花——荷花。但荷花在哪里？武汉的美丽荷花已永远消失。我想起自己童年便难过非常。我现在年已十三，已成了一位“小姐”。

母亲总说我举止失当。我说得太多，笑得太响，走得太快；我的脸太圆，身体太壮。这对一个美女来讲实属失当。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姑娘有猫儿秀和狗儿秀之别；具有狗儿秀的姑娘生下时很美，但越长越丑；有猫儿秀的姑娘开始时不美，却越长越美。我大概是猫儿秀吧！母亲不喜欢我的好动的性格，越来越限制我与男人的接触，不让我和他们说话。有一次，一个男仆捏了一下我的手臂，吓了我一跳。我又羞又恼，但又不能将这事告诉母亲。

我独自一人呆在屋里。我必须一人呆在屋里，因为我过生日。蝉儿在飞来飞去，在扯着脖子没完没了地唱啊唱。我一点也没有因过生日而感到高兴；更没有为已成了一个大姑娘而感到自豪。母亲不喜欢姑娘，认为做女人是种耻辱，生为女人只有受苦……。我只盼望白天赶紧结束，好同兄弟姐姐一起到花园里去。

七月初七之夜是女孩之夜。杏姐和我要向天上的织女上供乞巧，以求她保佑我们心灵手巧。母亲说，姑娘必须会织布，会女红。

晚饭后，在阳台上放一张供桌。母亲按照风俗在东桌上放些女人所用的梳妆用品：如天上织女可用来好好装扮自己的镜子、木梳、脂粉、花朵，此外还有剪子、针线和女红的各种用具，以及糕点、水果，当然还有香烛。我也得向织女星焚香叩头，还要在月光下——如果阴天，就在香烛的微光下纫针，就像自古以来中国所有的小姑娘，从公主到牧羊女所做的那样。

母亲说，这天夜里，织女要过天河去会牛郎。无数喜鹊要在天河上搭一座鹊桥。又指着银河说：银河就是天河。河东面是织女星；河西面是牛郎星。牛郎织女相亲相爱，但每年只许他们在七月初七之夜相会一次。这天夜里通常要下一场雨：这是织女的泪水。

八月天气闷热，母亲说，秋初的炎热比夏天更厉害，人们称之为“秋老虎”。这时蝉儿不唱歌了，但有一种叫“秋凉”的蝉仍然独唱，而不是合唱。它们唱起来像是说“秋凉！秋凉！”

秋天来了。它带来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月亮的节日，晚上要供月。这一天月亮特别圆，分外亮。到处在卖像月亮一样圆的月饼，并作为礼物相互馈送。

塾师以月亮为题要我们作诗。全家欢乐地坐在外面赏月。

漫长的夏日，蝉儿歌唱的日子消逝了。秋风乍起，蟋蟀又在晚上开始轻声歌唱，引起了人们的感伤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