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庚子之后辛亥之前，10年间能够把人事搞定，稳住局面，以至于辛亥以后，清廷垮了而他不垮，反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实在是与周学熙为其打下了北方的实业基础大有关系。拿老袁的话来说就是： “只要一有钱，二有枪，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 （《袁世凯家族》），然而枪也是要用钱来买的，此两条等于是一条，关键要有钱！南京的国民政府初立时因为钱没有到位，军队饷银不足，随时有哗变之虞，弄得孙中山先生和陆军总长黄兴都不得不亲自出面筹饷，甚至不惜托革命的对象盛宣怀，在日本向日本财团借钱，为此又引出汉冶萍公司合办不合办的诸多问题，最后钱还是没借成，而南京政府元气大损。老袁的聪明之处，在于庚子之后他牢牢地抓住了实业，即抓住了生钱的机器，并知道要向西方、向日本学习新方法、新技术，从实业中“淘钱”，举办所谓“北洋新政”。有了北洋的实业作后盾，局面就大不一样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同时他的枪杆子和钱袋都有保障了。当然，挣钱的事是要靠周学熙去操办的，他只管如何牢牢地抓住周学熙！
于是老袁不断地为周评功摆好，多加褒扬，在朝廷面前也说尽了好话，拼命为之鼓劲。周学熙原本君子之性情，深知涌泉相报的道理，于是益加卖力。他在《自叙年谱》中不断地感动：
“蒙袁公以‘心精力果，为守兼优’考语，奏请留省序补。”“蒙袁公奏保加二品顶戴”，“蒙袁公奏保人才，以‘操守谨严，人才精敏’考语，请破格录用，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因劝募公债出力，由袁公奏奖，奉旨加一级记录二次。”“奉旨加恩赏头品顶戴，亦具折谢恩焉”。周学熙的官职也一路“上扬”：署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工商部丞参，民国后又两度出任财政总长。
周学熙是那种在其位必超出常人地谋其政的人，任期内所创办的实业有数十项。他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就包括劝业铁工厂、劝工陈列所、官造纸厂、劝业会场、教育品制造所、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又有织布工厂8处，木工工场2处，造胰工厂1处，又在本省各府厅州县开设工艺局65处，统由工艺总局派出专家传习技艺，深入民间，具体指导，鼓励民间推广、学习新技艺，大举实业。其中尤以新式织布法为一时风尚，各县闻风，骤然兴起，大获其利，后来尤以高阳地区为最，成为华北土布业的中心，致使京津一带工商各业，面目为之一振，士绅竞起，蔚为大观。至今为人们所乐道的天津劝业场，即是当时创办的商贾云集、商品展示、交流的场所，是那个大办工商时代的标志。他创办的其他诸项大中型企业，更是关系全局，有的在半个世纪后，仍是同行业中的骨干企业，如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北京自来水公司等等，这些近代著名企业，逐步奠定了周学熙北方实业之父的地位，把中国北方的近代工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把整个周氏家族，带上了日新月异的实业救国之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天津、唐山为中心的实业型大家族。其中最能说明他个人人格、胆识及才华的，当是创办“启新”和“以滦收开”的大手笔。
启新洋灰公司创办于1906年，厂址即1886年唐廷枢创办而又停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旧址。在唐山就地取材办洋灰，虽然在庚子年前已试办成功（如前所述），但因旋遭“拳乱”，为避不测只好托洋人代管，“几为开平所攫”。事平后周学熙据原约几经磋磨，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克服收回，得以重新集股开办。之所以“启新洋灰”能够从洋人手里收回，而开平煤矿始终未能收回，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惊险“剧目”，即周学熙通过洋技师昆德，早已把原先开平垫款的契约抓在了自己手里。当初垫款契约在开平矿局案中，而张翼督办与胡华签约卖矿后，周学熙深恐启新不保，通过昆德设法把垫款契约从局中带了出来，“英人百计向其索取，以为副业，彼坚不付与，谓：‘此乃中国产业，不能相授。’乃献之于余。始得据以交涉收回，重行举办。使昆德者当日不携出或私授英人，则此产早与矿产同入开平掌握中矣”（《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可知关键时刻的细节，差之一厘即可失之千里，又可知周氏视事的精明练达。
及至1906年重新集股创办时，由于周学熙出掌其事，又有袁氏为后盾，即刻呈现一派争相投资的蓬勃景象。最初的投资大户为周学熙、袁世凯、李士铭、卢木斋4户，占最初资本100万元的40%，每家约合10万。周学熙的股份由周氏家族各房共集，长房周学海最多，二房、四房、七房、九房出资不等。在其他的股东中，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一是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一是以袁氏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安徽的主要成员除去周家的周学辉、周叔弢等外，还有陈一甫、孙多森、孙多钰、言敦源等；河南系的主要成员有袁心武、袁克轸（凤镳，袁世凯的第八子，周学熙的妹夫）、袁克久（铸厚，袁世凯之九子），还有王锡彤（袁世凯的私人账房）、王钟刘、卢开瑗（卢木斋之七子）等等，此外还有李颂臣、李益臣（大盐商李士铭的长子及三子）、李希明、聂雨田、陈光远（江西督军）。他们之间，非亲即友，大多为洋务派官僚及后人，所以从资金到人事，都处于优势。当时北洋正在推行新政，一切重要建设都大量需要水泥，销路不成问题，周学熙正是看到了这个前景，加之他亲自打理，其势头可以想见。
启新自1907年至1923年间，由一个厂逐渐发展为甲、乙、丙、丁4个厂，生产能力从年产(25万桶猛增到年产150万桶，在全国设立了东、西、南、北4个总批发管理机构，资本总额由原来的100万元增资到1300余万元，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民办企业中的首富，也是周学熙所办实业的核心中的核心，它对后办的其他企业起到了后盾作用，如滦州矿务公司、华新4个纱厂、江南水泥厂、耀华玻璃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启新均是大股东。
由于经营有方，该厂出产的“马牌洋灰”质量不断提高，不但赢得了国内广大用户，而且在国际上屡屡获奖。1911年获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优等奖章；1915年获巴拿马博览会头等奖章。1914年又兼并了湖北大冶水泥厂，垄断了国内水泥的销售，获利无数。直到1922年姚锡舟在南京创办中国水泥厂，1921年刘鸿生在上海创办上海水泥公司，才开始打破了启新的一统天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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