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宋版书引出百年传奇

宋路霞|发布时间:2014/1/10 14:56:29|栏目:轶事史话 |浏览次数: 1648

周学熙是一个大实业家、大金融家,同时也喜欢藏书。1908年,他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杜陵诗史》)。周氏爱之莫名,遂以红木匣子储之,并在匣子上刻上得书经过,以及自己的考证心得。这部《杜陵诗史》不仅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刮目。此书汇集了宋代文学家王禹偁、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等70余人的注释和评语,这为后人正确地理解杜诗,提供了历代文学大家们的研究成果。从收藏角度看,此书又遍钤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印,有如华夏、朱大韶、季振宜、徐乾学、宋荦等等。况且印本本身确为“字大如钱,纸洁如玉”,是藏书家心目中的极品,又是孤本,所以视之为“价值连城”,绝不过分。周氏得书时之心情,可以想见。谁知周的内弟刘世珩也是个爱书如命的藏书家和收藏家,其父(即周缉之岳丈的哥哥)刘瑞芬曾两次出任上海道台(即苏松太兵备道),又历任驻英、驻德、驻比利时公使,家饶于资,钟鸣鼎食之余,子孙亦养成读书与藏书的雅好。一日刘世珩在堂姐家串门,姐夫周学熙出示新获之书供其欣赏,刘氏爱不释手,连连呼为“奇书”,只是不便说出请姐夫割爱。当姐夫看出了妻弟的心思,一笑之余,说你真心喜欢就拿去好了!刘世珩感激不尽,捧“奇书”而归,储之藏书之所玉海堂。

刘世珩是安徽贵池人,素以藏书、刻书知名江南,是为周氏家族“外延”部分的藏书家。他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辛亥革命后誓“不食周粟”,长期在上海当寓公。曾得宋版和元版《玉海》各一部,故言其居曰玉海堂,又得山阳丁氏旧藏宋嘉祐本篆、正二体石经,均天壤间仅存之物。他还以刊刻多部大部头的丛书闻达当世,诸如《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等等。他得《杜陵诗史》后喜不自胜,在姐丈周学熙制的红木匣外再函之以楠木匣上刻字记事。1926年刘世珩去世后,他的藏品包括这部《杜陵诗史》,均由其子刘公鲁继藏。
刘公鲁系刘家单传独苗,一生不曾外出做事,整日埋头于家中碑刻书画。抗战中他率全家往苏州避难,居城内大太平巷,日本人破城而入时,他惊吓成疾,不久便弃世而去。
刘公鲁去世时遗下妻子儿女共10口人,子女均未长成,只能靠变卖家中旧物度日。《杜陵诗史》即在此时,流出了刘家,抵押给曾当过蒋介石老师的何亚农处。后来刘公鲁之妻备了款子去赎,何氏竟不认账,说是当年已买断。何亚农居住在苏州市十全街南园,因其跟蒋介石、日本人、汪伪均有联系,因此于日本人宣布投降之日,连夜只身出逃,后在北京病死,他的太太则在解放初于苏州寓所内遭人杀害,此凶杀案几十年来不曾侦破。后来,他家的儿女出走四方,苏州南园的房子就作为苏州市的外宾招待所。解放后有一天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曾于一间浴室内的后墙上,发现一扇活动的门板,门板内有一密室,密室的二层阁楼上,堆放了数十箱上了封条的何氏藏物。工作人员报告了苏州市文管会,文管会派人来接收,藏物多为书画、石章和瓷器,可其中并没有这部《杜陵诗史》。《杜陵诗史》似乎从天地间消失了。

然而又过了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藏书及其他藏品一夜间都成了“四旧”,谁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奇怪的是,这时《杜陵诗史》却又露面了,被人拿到苏州市古旧书店去估价,索要5000 元。苏州古旧书店大有识货之人, 一声“OK”,买卖成交,转手后又归于苏州市图书馆善本室,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后来人们才知道,何亚农当年不肯还赎的原因是,他已经把书卖给王季常。王家的女儿与刘公鲁的儿子刘重焘(华东师大图书馆研究员)是中学同学,然而并不了解大人们的交易。而把书卖给苏州市古旧书店的,竟是王家一位老女佣的女儿。于是围绕此书的所有权问题,又出现了麻烦。王家后人诉诸法庭,认为该女佣偷了他们家的宋版书去卖的;而女佣则说,是王季常老太临终时送她的,因王老太晚年病卧在床,全靠她来喂饭服侍,并且为之送终······官司打了多年,不知最后如何了结,然《杜陵诗史》已归苏州市图书馆,安然无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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