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城市印记

1902年，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第一次来到青岛，他见识了洋人的西餐和正在兴起的商埠，却没想到10年之后会迁居于此，更没有想到他的后人会在这里开工厂、做学问、修佛堂，并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显赫一时的世家。本报记者近日赴北京采访了周氏后人，听他们讲述了这个大家族的风风雨雨和他们的青岛往事。

  湖南路上的大宅门

  在如今青岛的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曾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豪门大院，宅子的主人便是周馥。

  “我们周家是个很庞大的家族，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些作为，有几个人很关键，头一个要说的就是我的曾祖父周馥。”85岁的周景良是周家第四代传人，他觉得周家之所以“书香富贵”，这个“贵”就是从周馥开始的。

  生于1837年的周馥写得一手好字，并因此受到了自己安徽老乡李鸿章的提拔。“周馥这个人出身比较一般，刚开始考科举也不顺利，但他为人办事的能力都非常优秀，很受李鸿章赏识。”北京大学学者孟繁之介绍说，在跟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三十余年间，周馥深受倚重，成为淮军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协助创办了天津电报局、天津机器局等洋务事业，并参与了北洋海军的建立。但周馥前半生的仕途并不顺利，直到1902年，在各派系的政治博弈下，周馥才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

  当时山东刚刚经历过义和团起义的风波，而从1897年便占领青岛的德国更是将此地当做自己的势力范围。周馥到任山东后除了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外，还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在此期间，他渐渐地对德治青岛产生了好奇，最终主动决定前往青岛访问。“当时刚经过八国联军这事，中国人对洋人又恨又怕，能不接触就不接触，但周馥真是了不起，竟然要主动拜会德国人。”《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一书作者鲁勇介绍，1902年12月，周馥一行来到青岛，受到胶澳总督的热情款待。而当时在青岛办学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则在书中记载“他(周馥)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我们的疑云。”

  在青岛的周馥，可谓大开眼界。为了要参加德国总督的举办宴会，周馥认真练习西餐礼仪，但还是闹出了一些笑话。而他对于“屋顶上的十字形东西”则有些反感，并善意提醒德国人这种造型“不吉利”。不过，他对德国人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则称赞有加，还特意到卫礼贤创办的新式学校—礼贤书院察看了一番，并允诺这里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结束青岛之行后，周馥给清廷上了奏折，建议学习洋人的经验在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埠，并获得批准。

  清王朝灭亡之后，1912年，凭借着和德国人良好关系，周馥举家迁往青岛。在这里，他被众人推举为“三江会馆”的馆长，并参加了劳乃宣组织的“十老会”。但他很快发现，在青岛的逊清遗老心中各有打算，有的希望复辟清廷，有的希望到袁世凯手下做官，大家只是面和心不和。于是，周馥也以“年老耳背”为由，不再插手具体事务。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来临前，周馥举家迁往天津。1921年谢世，享年84岁。

  “国棉九厂以前就是周家的”

  如果说周馥凭借着自己的宦海沉浮让周家显贵的话，那他的儿子周学熙则凭借实业投资让这个家族实现了富足。

  “当时的人们说"南张北周"，"张"是说的张謇，"周"就是周学熙。周学熙当过山东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而且以后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但主要还是搞实业。当时周家有很多厂子，水泥、纺纱、煤矿、银行都搞过。青岛华新纱厂就是周学熙的，这个厂子就是后来的青岛国棉九厂。”鲁勇介绍说，周家迁居青岛后，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周学熙在父亲的支持下于1913年收购了德国人在青岛的“德华缫丝厂”，并改建为棉纱纺织厂。

  据周家后人介绍，“华新”更像是一个品牌，在天津、唐山、卫辉都有周家开办的华新纱厂。青岛华新纱厂是周学熙全资搞起来的，一开始他是让侄子周叔弢去管理，后来又交给了儿子周志俊。其实青岛华新纱厂从创立之初就波折不断，日本人为让日资棉纱厂占得先机，百般阻挠，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在日资围困之中艰难生存，周家保住了民族纺织业的生机。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周学熙在青岛太平角四路购买了一处别墅，作为他和儿子在青岛居住和办公之处。然而1938年日本再次占领青岛后，这座纱厂又被日商低价收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志俊才赎回纱厂，续任常务董事。

  青岛解放后，周志俊先后将77亩果木园、高密轧花厂、个人住宅多处献给政府。在抗美援朝时，他所属的企业还捐献了战斗机。1953年，青岛市政府将华新纱厂进行公私合营。随后他主动要求放弃华新纱厂总经理职务，将企业完全委托给公方管理。1966年6月15日，华新纱厂正式改名为国营青岛第九棉纺织染厂。周志俊还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工商联主委等职务。

  出资修建湛山寺

  1947年，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不知是否巧合，之后的周家后人，大多潜心于学术研究而且多有所成，周家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知名学者如戏曲史专家周志辅、金石学家周季木、翻译家周煦良、红学家周绍良，数学大师周炜良等。其中藏书家周叔弢（音“涛”）、佛学家周叔迦、文史学家周一良都与青岛有着不解之缘。

  周叔弢是周馥长子周学海的三子，1912年周馥移家青岛时，周叔弢也由济南迁来。在青岛的两年时光里，青年的周叔弢沉浸在青岛多元交融的文化气氛之中，喜欢看遗老们坐而论道，多获指点而开始了藏书生涯，此后毕生致力于古籍善本的保护，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大藏书家。此外，他还参与青岛华新纱厂创办，在日本盘踞青岛时期，打开了民族工业的困局。新中国成立后，他凭借在文化界和工商界的地位被推举为天津市副市长。此外，他先后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全部献给国家，这一壮举成为后世的美谈。

  值得一提的是，周叔弢的长子史学家周一良也是出生于青岛，“我和大哥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他母亲生完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父亲很忙而且不会养孩子，是卫礼贤把我大哥抱走用牛奶养了一年。”周一良最小的弟弟周景良说，他幼年曾在天津见过卫礼贤的学生，并听由父亲得知了两家的交情。而已经去世的周一良则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说：“她(卫礼贤的妻子)告诉儿子，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

  而与青岛渊源最深的可能要数周学熙的三子周叔迦，他潜心修佛，成为一代佛学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且青岛的湛山寺就是他和叶恭绰等人倡议并出资修建的。“当时的湛山寺不仅是座寺庙，还是座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