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治水 调研为先

        在晚清，有这样一位封疆大吏，长期协办洋务却又对治水颇有建树，李鸿章评价他“在直境督办河工多年，于修守事宜最为谙练，应机敏决，识力过人”，他便是周馥。

        周馥，字玉山，号兰溪。安徽至德（今东至）人，因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又因一手好字，为李鸿章赏识并招为幕僚。清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转任直隶总督。次年春，周馥抵津，协助治理直隶。此时，恰遇永定河连年决口，他与永定河道李朝仪等共同筹办堵筑堵筑事宜。因治河有功，同治十一年（1872年）奉旨以道员留直隶补用。多次筹办永定河工后，周馥发现此河“十年八九决”，每次堵口，花费白银少则十余万两，多则二三十万两。另高价收粮办理以工代赈，又耗银数万。历任直隶总督对此均颇为苦恼。周馥向李鸿章建议，采用改道、抛石等办法治理永定河。李鸿章认为花费太多，不太可行。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馥又向永定河道员万培因提出治河建议：永定河河高堤薄，水大难容，若只挑挖淤沙，作用并不大。只有在永定河卢沟桥上游南岸，建减水大石坝一座，待大水时，分泄部分洪水至大清河，才能减轻水患。不说岁岁安澜，起码十年中有八九年会受益。有人说，这样大清河会受影响，又该怎么办？周馥认为，一是大清河未必同时发生大洪水，二是永定河陡涨陡落，洪水入大清河不过一二日，况且以大清河的清水来刷永定河的浊水，河道淤积相对较小。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末，减水石坝建成，六月永定河洪水大涨时，“因减水得免溃决”。

        周馥治水坚持实地踏勘，先调研再发言。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山东巡抚丁宝桢请挽黄河归徐淮故道，东河总督乔松年认为，黄河改道已近20年，南行故道已淤积，势难复归。清廷认为，李鸿章曾在黄河北岸剿捻军，对黄河相对熟悉，于是向其征询意见。李鸿章又以彼时忙于军务，并未过多留心河务，又征询周馥意见。周馥认为“非细勘地形水势，不能决也”，只有先实地踏勘才能作出抉择。于是，周馥从大沽口乘帆船至山东利津黄河口，由此溯流而上，查勘铜瓦厢决口及黄河淮徐故道，抵达河南后，又由卫辉府顺流而下，至张秋、济宁、汶上等地查勘运河情形。回到天津后，向李鸿章陈述黄河不能归故南行。光绪三年（1877年），他又与清河道道员叶伯英一同查勘滹沱河，先后到达平山、正定、藁城、栾城、赵州、深州、冀州等地，再经任丘、文安至天津。查勘结束后，周馥认为，滹沱河不能分水向南入宁晋泊。

        沿河群众的合理建议，周馥也会听从并采纳。筐儿港减河本为排泄北运河洪水而挑挖，但自清道光中期以后，河道失修，洪水旁溢为患，影响武清东部村庄及民众。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派周馥去治理，周馥认为筐儿港减河河槽淤积甚高，应另辟河道入塌河淀。但减河来水势大，若按往常挑河筑堤的方式挑挖河道，不仅泄洪有限，而且难保不再溃决。民众议论此事时，有一个少年说，可挑挖两条河沟，两河沟中间留平地，以挑挖南河沟的土筑南堤，以挑北河沟的土筑北堤，水小时可走两河沟，水大时，中间平地亦可作为河滩地漫滩行洪，这样既可容纳大洪水，又可在洪水退后，继续在中间平地种庄稼。众人对此纷纷不屑，认为多嘴，唯周馥认为，此办法可行并采纳实施。对于旧河道淤高的土地，周馥丈量并酌收地价后，交与沿河民众耕种。

        挑挖减河分泄洪水是常用的治河手段，然而选址于何处挑挖，却颇有讲究。同治十三年（1874年），天津道丁乐山建议，利用天津境内的金钟河，开一条减河，上接天津贾家桥，下至北塘入海，以排泄上游洪水。周馥认为，此时洪水已到天津城，城内或已是汪洋泽国，泄洪为时已晚，不如从南、北运河上游挑挖减河。此时李鸿章已应允了丁乐山的提议，不便改在以后办理。多年以后，周盛传在南运河上挑挖马厂减河，即是听从了周馥的建议。

        防御洪水不信鬼神，要靠人力。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通州潮白河堵筑工程即将结束时，顺天府部分人员有贪腐想法，但未得逞。次年夏，周馥担心上述人员为泄私愤，趁行洪时盗掘堤防。七月，他赶赴通州，巡查潮白河堤防，洪水一夜暴涨一丈三尺。虽部分堤段漫口，被快速堵塞，但沿河官兵、民众仍颇为恐慌，请周馥祈神保佑。周馥虽不信，但也难以说服民众。于是，焚香祈祷，但报送洪水持续上涨的汛情仍持续不断。由此，周馥发出了“余惟专恃人力耳”的感慨。
周馥也曾多次踏勘黄河并治理尾闾段。光绪年间，周馥多次查勘、治理黄河河南、山东河段并拟定治河办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升任山东巡抚后，尤其注重黄河山东尾闾段的治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黄河凌汛暴涨，北岸利津县王庄漫口，临近的扈家滩三处亦漫决。大水落低后，扈家滩等三处实施挂淤措施。二月，王庄漫口合龙。 

        此前，山东省官员治理这段河道时，采取“随弯就曲立堤”策略，由此导致“水流不畅，尾闾更甚”。周馥查勘后，认为薄庄正当水流冲击处，建议择地搬迁，又筹划购买石料，保护堤埽工程。此时，周馥请求户部拨款，以求暂时补救，户部让他保证以后再无决口才拨款。周馥认为，黄河自古难治，以三百万两的工程款，无人敢承诺永保安澜。无法从户部申请款项，他自筹经费购买石料，作权宜防护，以免频遭溃决。与此同时，他勘测规划黄河下游，谋求调整河流走向，以使尾闾更为通畅。但是下游河道似“之”字形，百姓安土重迁，无法强制全部搬迁。他只得先易地建房，再组织将河流顶冲处的住户搬迁。六月，黄河河水大涨，直冲薄庄，以致发生漫口，数千家片瓦无存，幸好预先筹备，民众未伤一人。他乘小船，查勘河流走向，湍急水势顺着徒骇河流向东北。他奏报朝廷不改河流水势，继续刷深河槽，河道由此变得相对顺直，险工数量亦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又对上游各处险工进行抛石防护，对下游险工以烧砖代替石料的方式进行防护。这样系统治理后，“山东黄河十余年来未决一次”。

        清宣统三年（1911年），周馥对历年治水方略及亲身实践进行总结，成稿为《治水述要》《河防杂著》。《治水述要》所撰内容主要涉及黄河及其他河流的灾害与治理，时间跨度从先秦至清中后期，尤以明清两朝为主。《河防杂著》则涉及黄河源流考、水府诸神祀典、黄河管理体制及清代河臣名录等内容。“成稿后经于晦若侍郎复加校正成编，以今时国家不讲水利，不欲刊板传世，留存家塾可也”。从其自著《年谱》的只言片中，既可看出他对治水兴国的期许，又可窥见对时政的无奈。今日看来，周馥遗留后世的治水典籍，不仅保存了大量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系统总结的诸多治水经验，仔细研读，亦能为当前河流治理提供有益启示与借鉴。